有聯絡，包括浙江的餘姚河姆渡，良渚文化在內，都有關聯，從出土文物就可以看出端倪，只是缺乏文獻支援，因為太過遙遠

金沙遺址相對三星堆遺址來說，應該至少晚了500年了歷史。如果非要說有關聯，應該是金沙文化傳承了三星堆文化，兩個遺址有個延續的關係。

從金沙遺址出土的文物鑑定結果來看，大多數都屬於商代晚期，西周時代的。而三星堆文明是古蜀人創造的。

其中金沙出土的文物中，最有名氣的為太陽神鳥（下圖），其他大多為青銅器具。

無論是金沙遺址還是三星堆遺址，不是因為它們出土的文物有多麼牛，多麼無價。兩者的歷史考古價值最重要的還是在坑外。之所以兩處歷史遺址這麼有名氣，是因為透過一個坑，逐漸考古出一個歷史最久遠最大的古城池。

三星堆和金沙遺址的發現，改變了人們過去對於商周時代的認識，也改變了人們對中華文明發源一元論的看法。

1986年，三星堆遺址出土了大量商代晚期的珍貴文物，海內外學者無不驚異於其文化的獨特和文明的高度。人們難以想象在相當於中原殷商的年代，成都平原竟然存在如此發達的青銅文明。

當所有人尚未從三星堆的震撼中回過神來的時候，2001年2月，成都市青羊區西郊的金沙村遺址被發現。

金沙遺址出土的精美文物同三星堆遺址考古發現一樣，其鮮明的文化個性，與中原文明截然不同，給人耳目一新之感。

特別是金沙遺址出土的金飾，其中採用鏤空方式刻畫的太陽神鳥金箔光芒四射，簡潔洗練的表現手法精湛絕倫，堪稱是世界古代藝術史的瑰寶。

幾千年來，一直在各種古典文獻中若隱若現，雲山霧繞的古蜀族和古蜀國，在這兩次的發掘中橫空出世了。

從出土文物和禮器來看，三星堆文化要早於金沙文化。

三星堆的玉璋有57件，遠多於金沙玉璋，但是金沙出土的兩件玉崇，製作工藝之精和崇體之大都是前所未見的，被譽為“曠世精品”。

據《周禮·春官·大宗伯》記載：“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崇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唬禮西方，以玄磺禮北方。”

由此可見禮地之黃崇，除天子外，其下侯、伯之君是不能用以禮地的。據此，我們可以認為金沙出土之崇為禮地之黃崇，這也說明在金沙時段裡的蜀王可能已經稱帝，不再受周朝的制約了。

而《華陽國志·蜀志》也有類似的記載：“後有王曰杜宇，教民務農，一號杜主。時朱提有梁氏女利遊江源，宇悅之，納以為妃。移治鄲邑，或治瞿上。七國稱王，杜宇稱帝，號曰望帝，更名蒲卑。自以功德高諸王。”

三星堆和金沙時代的社會政治關係也許還需要我們進一步的研究發現，但是兩處遺址的發現，顛覆了過去我們總認為中原地區是中國文化的發源地，殷周的文明水平高於周邊地區的看法是不準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