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兩代，是儒學思想由反動向腐朽轉化的墮落時期。文人們全盤犬化，唯帝王馬首是瞻，見貴族君子就搖尾巴，見小人百姓就狂吠。“小人”一詞，原本是指廣大普通勞動人民而言。明清時之文人，則將小人汙名化。使其成為罵人的惡毒語言。久而久之，就完全異化了“小人”詞義。儒家鼻祖孔丘，是以輕慢，欺侮廣大小人百姓，犧牲最廣大的小人百姓利益，維護帝王官紳貴族君子利益為終極目標的。雖然立場，言論很反動。卻也不失客觀態度，多能以實而論。明清時之文人，徹底丟棄了老鼻祖的客觀態度。將反人民的思想論調推向了極至。將小人百姓說成了沒有道德的群體，不可救藥的群體。這一觀點的異化，深誤國民之後。直至今日，諸多文人高官，仍不知“小人”即是人民之祖，成天敞口胡道，大罵人民之祖。實堪可悲也。

謝謝邀請，在中國封建社會的最後時期，也即明清之際隨著社會經濟的發展，在中國東南沿海經濟發達地區逐步產生了資本主義萌芽，而以往的儒家思想（主要是程朱理學思想)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於是在17世紀的初期到中期產生了幾個重要的思想家，比如李贄，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等，他們分別從政治經濟思想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下面我們做如下分析：

第一，從政治方面來說。不管是李贄還是黃宗羲以及顧炎武王夫之，他們都不同程度的提出了反對封建君主專制的言論。尤其是黃宗羲他在《原君》這篇文章中明確的提出了反對君主制，他說以一人之力與眾人戰焉有不敗之理？

以天下之人力物力以供一人之淫樂，此既不合理也。故而，黃宗羲明確提出反對封建君主制思想。顧炎武也明確指出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也，故亡國和亡天下是有區別的。因此，他明確提出了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口號，主張運用人民的智慧，限制君主的權利。

第二，從經濟方面來說，由於社會經濟的發展，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手工業者以及商人逐步走上了歷史舞臺。但由於我們是一個傳統農業大國，因而重農抑商的思想依然很有市場。面對這種情況，黃宗羲明確的加以批駁。他指出，手工業者、商人和農業一樣是民生之本，一樣應受到社會的理解和尊重。同時顧炎武和王夫之也主張文人多研究一些關係到國計民生的大事，而反對文人空談誤國。

第三，從思想方面來說，他們反對董仲舒程朱理學所提倡的三綱五常思想，也即君為臣綱。而主張恢復孔孟思想當中的民本思想，也即民為本，社稷次之，君為輕的思想；也就是我們所說的民貴君輕思想。這對於封建君權高度集中的明清之際來說無疑是大膽的石破天驚的。同時，顧炎武反對程朱理學家的空談誤國思想，主張學以致用，提倡讀書人走出家門，在實踐中才能獲得真知灼見。而王夫之更是旗幟鮮明的反對程朱理學的先驗論和天命論思想。建立樸素的唯物主義思想體系。

總之，明清之際的思想家們順應時代發展的需要，對以往的儒家思想進行了批判性的繼承，從而構建了新的儒家思想體系，從而有力的推動了社會的發展。但由於時代的侷限性，他們的思想仍然沒有徹底脫離儒家思想體系的範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