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要看在什麼語境下回答這個問題吧？

首先，在嚴格的儒學語境下，應該沒有不仁不義的君子。

“仁”通“人”，仁學就是人學。李澤厚先生曾經說，孔學的一個基本特徵，在於塑造人性心理，亦即建築在自然性動物生存基礎上的“人化的情感”。仁者愛人、信近於義，在孔子、告子的語境中，“仁”是這種情感本體最核心價值觀，屬於“道德自律”；“義”屬於個體應該絕對履行的客觀行為準則，屬於“在外形式”——君子（士大夫）是“仁內義外”的堅定踐行者，當然也就沒有不仁不義的君子存在。（孟子、宋明理學認為仁義都是內在的，董仲舒認為仁外義內，但這些只是儒家內部對“仁義辯證關係”的不同觀點，而在“君子踐行仁義”的認識上沒什麼區別。）

其次，在自由哲學語境下，這個問題就有點意思了。

消極自由觀認為，自己的事自己做主、自己的事自己負責——用胡適先生的話講：真實的為我，便是最有益的為人。你只管保護自己的權益不被他人、暴政褫奪，當然你也不能去褫奪他人的權益——這樣整個國家自然就是最好的狀態，就沒有必要去愛人、講仁義了。在這種語境下，不仁不義之人雖然還是達不到我們普遍認同的君子含義，但是最起碼不是一個壞人，而是一個正常之人。

哪種更好？這又涉及到合理性、價值觀之爭，很難說有一個標準答案，但是可以嘗試從社會學、心理學的角度“窺視”一下。

人性是複雜的，具有可約束性，人的心理、生理、文化（環境經歷）共同決定了人的判斷和行為。止於至善應該是不行的，因為違背了人性具有可約束性的原理。而世界如果完全是鐵一般、殘忍的事實無可改變、沒有希望，怕也是不行——人類需要“精神的溫情”來燭照“死亡與恐懼”。因此，處理好“是怎麼樣”與“應該怎麼樣”的關係，可能需要一種建立在價值多元主義、相對主義、不可知論系列以及合理性分析批判基礎上的認識論……

這或許是一條新的思想史出口。

朱熹，康有為，二人榜上有名。

朱熹的理學，跟“二程”合稱“程朱理學”，對後世影響深遠。朱熹本人滿口“仁義道德”，一肚子“男盜女倡”，他一邊高呼“存天理，滅人慾”，一邊扒灰兒媳，納尼為妾，讓人“三觀”盡毀，曾為皇帝講學，不知所云，後被人清算，列出十大罪狀，可謂顏面無存，節操碎了一地。

康有為欺世盜名，公車上書，事發，先逃天津，成則回去邀功，敗則逃亡日本，其弟康廣仁莫名引頸，成了“六君子”。偽造衣帶血詔及與皇帝合影，在海外大發國難財，提倡一夫一妻制，自己卻一妻五妾，年愈七十還強行置換大猩猩睪丸，終遭排異之苦而亡。

南海聖人康有為在世時，得人贈一絕對：

國之將亡必有

老而不死是為

不得不承認，若只是活著，只是為了自己活得更好，而不則手段，以上兩人都是人生贏家。

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文化裡的流氓更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