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的歷史是白骨與謊言構成的

前言：這個觀點有一定的片面性，甚至有點消極悲觀的論調，但也不乏一些確實帶有這個特點的事例，我嘗試用一些例子給你勾勒出個大致的輪廓，拋磚引玉請煩請其他網友補充斧正。

西漢對匈作戰背後的“鍋”

西漢對匈奴的作戰可以說是歷史上濃墨重彩的一筆，打響了漢朝的威風，打下了如今的西北，打出了漢人的名號。縱觀上看對匈作戰確實是對後世頗有影響的長期鬥爭過程，意義深遠，功在千秋；但聚焦到具體一個個事件，就頗為耐人尋味了~

這個問題並不好回答，但有幾條線是可以看出來的：

1.長城總是修在400mm降水線附近

2.漢人農耕vs草原遊牧，稅收的完整性不可同日而語

3.政治制度和統治力的區別

具體解釋下：長城的修建表面上是抵抗匈奴，深層次來講更接近種族隔離（調皮一下，這牆頗有點像如今美國和墨西哥之間修建的隔離牆），這種種族隔離的原因就是400mm 是農作物成長的基本條件，翻譯成大白話：北出長城這人要想活下去就必須遊牧化。你想啊，向北出了長城，為了生存這人就遊牧化了，之後對於內地中原來講就是非我族類了，因此漢人王朝在長城以外長期駐軍也就變成了一種奢望，畢竟養兵成本高的能拖死整個國家，這點才是遊牧和農耕產生本質矛盾的根源之所在。

再加上農耕文明稅收基本圍繞土地進行，農民一般不願因為賦稅而脫離土地，這就形成了穩定的稅收來源，在非戰亂的地區穩定徵稅就意味一個王朝能產生較為明顯的延續性和穩定性。而遊牧民族則以流動放牧為載體，缺乏穩定稅收，收稅成本甚至大於稅收本身，政權穩定性就常常會受到考驗。且漢朝在武帝后推崇儒家思想作為治國治民的思想緊箍咒，儒家思想本身就是建立在穩定農耕地區的基礎上的，需要特定的交際圈以達到傳播“禮義仁智信”等等價值觀的社會基礎，所以儒家思想又反向標定了400mm 降水線這個儒家學派發展的天花板。

政治制度上講，農耕所帶來的穩定稅收又能夠形成官僚制的管理體系，對比遊牧民族的部落管理制度——部落加盟制，則遊牧民族對政治強人的依賴度就比農耕文明王朝的依賴度高得多。因為官僚制的形成西漢的政治效率得到了一次提升，並且能夠轉化為社會生產力的壓縮機，不斷攫取和壓榨這臺國家機器（類似於秦統一六國的過程）。武帝時期又通過不斷對皇權的鞏固，像是縱橫捭闔於外戚與內臣之間、重用年輕軍事將領、打擊地方豪強（主要是各種地方藩王）等等手段，也形成了漢族王朝的一大特色：君主為政權合法性代言。漢族王朝的國君更接近於政權合法性的代表，並不是直接軍隊戰鬥力的保證，反觀遊牧民族不論漢匈、宋遼、明清，遊牧民族的領袖就是軍隊戰力的集中體現（宋遼時期動不動就御駕親征的遼國蕭太后更是極具這種特徵）。

再加上漢族王朝多數為父終子及的繼承製度，讓國家財富、政權、個人家產等能都能夠始終處於相對穩定的傳遞和積累制度下，到武帝時期才能挺起腰桿和遊牧民族一爭高下掰掰手腕。遊牧民族多數都是兄終弟及的傳承製度，在政權領袖或是家庭支柱轟然倒塌之際，遊牧民族需要有迅速且強力的接班人頂上來，這點上很難像漢人王朝那樣可以花很長時間來提升和培養接班的幼主，因此遊牧民族特別依賴於打勝仗、打掠奪戰、打進攻戰。

漢武帝的功是有目共睹的，漢武帝的過也是顯而易見的。邊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累累白骨正是武帝后期民怨沸騰的一個重要促因，而武帝不斷的拓土也帶有一定政治的盲目性和欺騙性，過分壓榨漢朝這臺機器的後果就是需要有個靠譜的後繼人，否則就是秦二世、隋楊廣，很幸運武帝運氣好抽到了修生養息的ssr 組合：劉弗陵、霍光。但秦始皇和隋煬帝就沒有這麼幸運了。為什麼會這樣呢，同樣都是開疆拓土，東征西戰，文化管理，經濟統一，卻一位是暴君始皇、一位是武帝雄主、一位是亡國反例。

因為：正確的時間裡，做了該做的事。一代人完成了這一代人的使命。秦始皇沒選對接班人葬送了身後名；隋煬帝沒有給國家喘息之機，提前幹了後代的事，造成還在自己這代就被廠裡的工人帶頭給懟下崗了；而恰是武帝一朝，有高祖創業、呂后改革、文景休養造就了他可以開疆拓土的硬實力，這就是評價褒貶不一的核心原因。

歷史裡的“謊言”絕對不是傳統意義上的“說假話”這麼簡單，可以理解為更加廣義的政治畫餅，這種謊言只能應對當下，不論是藉著何種立場下產生的謊言，都會在歷史的長河裡被河水沖刷出他本真的模樣。

最後，如果你還想深入拆解“白骨與謊言”，推薦你瞭解下南非建國史、美國南北戰爭史，由於篇幅有限就不再具體贅述了，這倆案例才是更加赤果果的“白骨與謊言”。

一將功成萬骨枯，任何的歷史都是勝利者所譜寫的讚歌！即使有真相那也只會讓它永遠埋藏在地下。任何勝利者的形象都是正義、偉岸、高大的，不然如何聚攏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