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古到今一直都有詐騙行為，只不過隨著時代的發展，詐騙的方式、方法和詐騙的內容往往有不同而已。如在《唐律疏儀》規定了“詐欺官私財物：諸詐欺官私以取財物者，準盜論。詐欺百端，皆是。若監主詐取者，自從盜法；未得者，減二等。下條准此。疏議曰：詐謂詭誑，欺謂誣罔”，指出詐欺是虛構事實或隱瞞真相。

自唐以來，宋朝的《宋刑統》、明朝的《大明律》、清朝的《大清律例》均沿襲了唐律的對詐騙行為的懲處辦法。

先有規定後有懲處，這也是法制精神的體現。

但古代的刑事偵查制度並不完善，主要是以審代查，審判官往往集偵查、控訴、審判職能於一身，刑事訴訟的證明責任歸於審判官，受時代技術手段的限制，刑訊逼供是古代刑事追訴中的頑固癥結，千百年來可以說經久不衰，雖飽受詬病，但屢禁不止，至今仍影響著現代法治文明的偵查。

因時代發展的限制，對於證明犯罪事實的證據收集往往缺乏有效手段，被害人控告或他人告發後，古代的司法官吏調查或審理案件時常常採用“五聽斷獄”制度，所謂“五聽”是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的簡稱。即根據當事人心裡活動進行斷案，司法官吏在審理或調查時應當注意當事人的陳述是否有道理，陳述時的神情是否從容，氣息是否平和，精神是否恍惚，眼睛是否有神，並據此綜合判斷其陳述是否真實，從而對案情作出判斷。

五聽”制度從最早封建制的周朝發端，後為歷代承繼並發展，顯示出其頑強的生命力，對中國古代訴訟實踐影響深遠。作為中國古代的一種裁判方法，“五聽”制度雖然與現代的自由心證主義在整體上是無法比擬的，但相對於神判證據、法定證據等制度來說則有其獨到之處，可以說為中國古代司法傳統抹上了一筆理性的亮色，即使對於現代的司法審判而言也是不無裨益的。中國古代的“五聽”斷獄與現代的自由心證暗自契合，有異曲同工之妙。

現代的刑事偵查制度發展成專業和文明程度很高的基本法律制度。迅速及時、客觀全面、深入細緻、依靠群眾成為刑事調查工作主要原則。現代刑事訴訟法明確規定， 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予以排除。

根據《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程式規定》第一百八十七條規定: 公安機關對已經立案的刑事案件，應當及時進行偵查，全面、客觀地收集、調取犯罪嫌疑人有罪或者無罪、罪輕或者罪重的證據材料。

在刑事訴訟中重視證據的採集也是法治文明的體現，證據是證明犯罪事實的唯一手段。在古代的調查以簽字畫押作為案件審結定性的依據，現代法文明下的偵查不僅是同犯罪分子作鬥爭的一種手段，更是為了保護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證據的採集和調查與古代當然不可同日而語。

這應該是屬於刑偵調查方面的專業知識了，我想其方式、手段並無統一模式，這是要根據具體䅁情的已有線索條件再製定相應的偵查思路及方法，輔以一些必要的現代刑偵科技手段，通過層層篩選、去偽存真、尋絲覓跡，最終破案。這方面應該由具有專業知識的人予以解答，我們只是皮毛式的瞎咧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