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治短亂長，分裂動亂，北方一百多年戰亂頻仍，只有西晉數十年短暫統一。階級丶民族矛盾尖銳。門閥士（或世）族形成。至晉代世襲制形成。魏晉六朝文人大多來自上層階級。他們逃避戰亂丶逃避現實，全身遠禍，憤世嫉俗，於是玄學清談之風興起，佛教盛行。玄學即六朝人稱為三玄的《老子》丶《莊子》和《周易》哲學的糅合。這一時期的文人追求精神寄託，但消極避世，如“竹林七賢”的阮藉對司馬氏政權的不合作以醉酒丶佯狂來掩飾。陶淵明不為五斗米折腰辭官歸隱種豆南山。但也有如曹操父子為代表的“建安風骨"一掃漢朝形式主義宮廷文出之風，七言古詩與新體律詩萌芽，樂府民歌繼承傳統有新發展。《文心雕龍》丶《詩品》等出現，使文學批評和文學評論得以發展。

至唐宋，治長亂短。自隋文帝開科取士，往後科舉選材為盛，為下層開闢上升通道。所謂“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丶“學而優則仕”，文人皆有把學問“貨於帝王家”，“治國修身平天下”的理想。許多文人來自中下層，以“濟蒼生，安社稷＂為已任。如韓愈的《諫迎佛骨》丶柳宗元的《封建論》。盛唐的詩歌，中唐的古文，形成南北文化交融的汪洋。中外文化交流促進了各種藝術發展。

兩晉南北朝時文學和文化特點是，文人自我覺醒，開始追求個性，出現了首批文學理論，尤其是以建安七子、竹林七賢、陶淵明、劉勰等人為代表的文化名人在詩、賦、文學理論上頗具建樹。在詩詞格律、文學理論、小說等方面對後世的文學文化發展有奠基的作用。

那時的文人跟唐宋時文人的最大區別就是不為功名而讀書創作，自由奔放。

文學是現實生活的反映，魏晉南北朝時期政治動盪，社會矛盾尖銳，是在戰國百家爭鳴之後文學思想最為活躍的時期。

從三個方面來說，第一是魏晉文人的文學自覺，文學開始出現了系統性的文學批評專著，如《典論》、《昭明文選》等。第二是儒家在漢代時期的統治地位不再，文學不再是政治需要的附庸，開始更多的表達個人情感，詠歎自我人生價值，像大家耳熟能詳的陶淵明的《桃花源記》、《陳情表》。再比如謝朓的《秋夜詩》中“思君隔九重，夜夜空佇立·······誰能長分居，秋盡冬夏及”詩中開始發掘人的慾望這個主題，而這也是魏晉文學的一個重要特徵。

而唐時期的文人承魏晉風骨，在多年戰亂後的大一統王朝，文學意象更加豐富，社會穩定，人們開始更多的探求自身價值的實現，從魏晉的自我歸隱，發展出關注輝煌武功，民生大眾。男兒何不帶吳鉤，收取關山五十州。兩句詩，一個意氣風發的年輕人就躍然紙上，詩言志，大抵如此。

總而言之，魏晉是士族文人將目光轉向自身，自我意識覺醒的開始，而唐的文人則是進一步的發掘其內涵，為後世的文學留下了萬古長存的精神食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