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在西方人眼裡，印度，阿斯達黎加和辛巴維（威）都是他們認為改造得最好的得民主國家，高個子裡邊挑矮子，所以就選一個印度了。

誰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不重要，哪個國家獲得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誰能根本解決經濟危機，根本解決貧富兩極分化，誰能避免汙染與資源枯竭，誰能避免年復一年的交通事故和擁堵。

經濟學是構建社會經濟基礎的靈魂，設計好了，適合生產力的發展，設計不好了，阻礙生產力的發展，這麼關鍵的學問，不是隨便一下可以忽悠人的。經濟學有量變，也有質變，從古典經濟學到凱恩斯經濟理論，一直處於量變階段，總的性質都是為資本主義無限擴大再生產服務的，都是資本主義經濟學。要根本創新出節約型的經濟學，實現社會結構瘦身，才有革命意義。印度，美國都是資本主義經濟學的忠實奴隸，根本不存在創新的衝動。

不解決這些問題，都是瞎子點燈白費蠟，浪費人們的智力，高高在上，啥用？形式與內容，名與實，何時才能統一?何時還世界碧水藍天。

在經濟學領域以及其他社會學方面，西方與我們的價值觀迥異，我們不可能獲得獎項，我們不必羨慕，我們還是踏踏實實走自己的路，建設我們強大的國家，比獲獎來得實惠。

印度獲得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並不奇怪，歷史上印度其實曾有五位獲得過諾貝爾獎。在近代，印度文學巨匠——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是亞洲第一位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人，他是印度詩人、文學家、社會活動家、哲學家和印度民族主義者。其代表作有《吉檀迦利》、《飛鳥集》、《眼中沙》、《四個人》、《家庭與世界》、《園丁集》、《新月集》、《最後的詩篇》、《戈拉》、《文明的危機》等。1913年，他以《吉檀迦利》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而就在今年，贏得2019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的印度裔美華人Abhijit Banerjee說，“印度經濟處於不穩定狀態。”

這位58歲的經濟學家因其“減輕全球貧困的實驗方法”與妻子埃絲特·杜夫洛(Esther Duflo)和另一位經濟學家邁克爾·克雷默(Michael Kremer)共同獲得了這一令人垂涎的獎項，他表示，他從未想到自己會在職業生涯的這麼早就獲得諾貝爾獎。

“我在過去的20年中一直在進行這項研究。我們一直在嘗試提供解決貧困的方法。”當我們看到這樣一段話，不僅令人想到了拉賓德拉納特·泰戈爾的《文明的危機》，控訴英國，印度最終獨立，人類文明的腳步從未停止，世界和平正義的道路終將到來，一切保護主義、單邊主義只會使世界經濟倒退。

印度人兩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並不奇怪，也不是首例，因為印度一直是西方殖民地，是按西方設計的社會的及經濟的方式發展的，也許西方資本義經濟適合印度罷了。

中國則不然，中國是特色社會主義國家，西方那些政治的，經濟的發展模式不適合中國國情，對於諾獎來說並不十分重要。

當代中國的經濟學就比不上印度學者嗎，什麼"諾貝爾"我們不耍去理它，我們做自家的事，看著一定有"鬼戲"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