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書》專題︱仇鹿鳴：流星與大業——中國歷史三岔口上的隋

稍作細究，隋的形象或許是單一的，但未必是明確的。如果我們將公元189年董卓進京視為東漢政權瓦解的標誌，至公元589年，隋文帝平陳，重建一統，在整整四個世紀的時間中，除了西晉十幾年的短暫統一，中國都處於四分五裂的狀態中，結束這段漫長的分裂自身又短促而亡的隋，到底屬於舊時代的尾聲，還是新時代的開端？在目前的學科體系中，魏晉南北朝史與隋唐史已被截然劃分為兩個斷代，傳統的認識則沒這麼清晰，尤其是在文獻編纂與文學研究上，多有將隋歸入六朝餘緒者。如清人嚴可均纂集《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時，將隋囊括其中，逯欽立輯錄《先秦漢魏晉南北朝詩》時遵蹈成例，至今將隋代文學視為六朝之餘音者，亦不罕見。除此之外，近人趙萬里裒集《漢魏南北朝墓誌集釋》時亦收隋志，至趙超董理《漢魏南北朝墓誌彙編》時，雖援據《集釋》所收拓本錄文，但時段上取狹義的魏晉南北朝，不錄隋志，羅新、葉煒《新出魏晉南北朝墓誌疏證》復將隋志納入，以補趙氏之闕，因而隋志反倒佔了《疏證》篇幅太半。由於各家對於南北朝界定不一，導致《集釋》所收的隋志相當長時間內缺少便於使用的錄文（按《疏證》收錄的上限是1949年，亦不錄《集釋》所收隋志），可見有隋還是無隋，有時候還真是一筆糊塗賬。

重建一統大約是隋的歷史貢獻中最無爭議的一點，中國人好談統一與分裂的治亂迴圈，《三國演義》開篇那句“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可以說至今仍代表了相當多人的歷史認識。

但當我們大談中國歷史上統一是主流、分裂是支流時，首先需承認這是建立在“後見之明”上的產物，對一個生活在隋唐之際的人而言，經歷了四個世紀的漫長分裂後，恐怕很難得出類似的認識。而在隋重建一統後，中國歷史再也沒有出現過大分裂的時代，之後雖有五代十國的分立，遼、西夏與北宋，金與南宋的對峙，要麼維繫時間不長，五代僅半個世紀有奇，要麼中國的大部仍保持統一，事實上，傳統上一直將北宋視為一個統一的王朝。經過了隋唐兩朝之後，我們或許才真正能說，中國歷史上統一是主流。

近年李治安教授提出兩個南北朝之說（《兩個南北朝與中古以來的歷史發展線索》，《文史哲》2009年第六期），勾勒出之前隱沒在宋之下的遼夏金元這一北朝線索在中國歷史上的重要性，將其稱為第二個“南北朝”，頗具勝義。若談兩個“南北朝”的不同，稍可補葺之處或有兩點，一是在遼、西夏與北宋，金與南宋對峙的過程中，並沒有出現過一個如十六國那樣碎片化的分裂時期，甚至在五代，北方仍維持統一，不過是五個短命王朝旋起旋滅而已。另一方面，第二個“南北朝”尤其是金與南宋的對峙，延續的是第一個“南北朝”後期的基本形態。這種南北對峙的局面之所以能夠成立，與東晉南朝以來，南方在經濟、文化上的長足進步密切相關。在此之後，無論是清初南明各政權的抵抗還是1949年劃江而治的提議，都反映出這種歷史慣性的影響。而西晉崩潰後約一個世紀，北方碎片化的分裂狀態，在中國歷史上反倒是獨特的。某種意義上，我們需要追問的是，為何經歷了這種碎片化的分裂之後，中國仍能重新走向一統，而不是停留乃至陷入進一步碎片化的形態中。

早年曾有不少學者將東漢瓦解、五胡入華與蠻族入侵、西羅馬帝國的崩潰相比附，儘管嚴守專業分工的現代學者很難有勇氣探究這類巨集大的歷史變化及背後的動因，但在此之後中國與歐洲確實出現了分途。同時也不得不承認，走向統一的動力究竟為何，這類設問很難落實到史實層面上。不過“一統”與“正統”關係的微妙變化，或許也是兩個“南北朝”中值得抉出的不同。

偏安江南的東晉南朝（包括之後的南宋）本以正統相號召，北伐自是經常掛在嘴邊的口號，但不是心有餘而力不足，便是口惠而實不至。十六國北朝各政權儘管多由胡族建立，但通過一統（至少是爭取混同宇內的姿態）來競逐正統的觀念似日漸為北族政權所接受。十六國各政權遽興遽滅，難以深論，僅符堅南伐前“非為地不廣、人不足也，但思混一六合，以濟蒼生”一語表達了類似的想法，但北魏孝文帝遷都洛陽、漢化改制等舉措，與南朝爭奪正統的意圖非常明顯，孝文帝晚年亦汲汲於南伐，以至病卒於徵討途中。王通《元經》先以南朝為正統，至孝文帝后，改尊北朝，反映的便是這一正統之爭。

中國古代王朝更替的方式有兩種，一種是革命，一種是禪讓。古人所言“革命”指的是天命的改易，與現代漢語從“revolution”移譯而來的“革命”一詞，意思有所不同。

“革命”與“禪讓”的不同，或在於革命是通過暴力推翻前朝，其中暗含的蘊意是前一個王朝因為胡作非為、失去天命而遭推翻，新的王朝是建立在否定前朝統治合法性的基礎上，如湯武革命、陳涉起義。禪讓儘管在現代人看來不過是一場虛偽的表演，把皇位的“強買強賣”包裝成“你情我願”，但較之於革命，禪讓並不否定前朝的合法性，奉上璽綬後，前朝舊君依然可以在自己的封地內行正朔、用天子禮儀，假如他沒有很快被謀害的話。

從當時的南北分途而言，十六國以降各胡族政權，皆以力取天下，攻伐不已，而東晉南朝的興替，延續了漢魏以降的傳統，以“禪讓”為緣飾。但至北魏以後，北齊、北周乃至隋唐的政權更迭，一改舊規，皆假借禪讓為名。值得注意的是，北魏末年的六鎮起兵，雖掀起反漢化的浪潮，並不搖動孝文帝本人的正統地位，高歡廢安定王元朗、改立元脩的理由，便是元朗族屬疏遠，“高祖不可無後”。如果說南朝一脈，通過“禪讓”儲存了漢魏正統，而北朝末期“禪讓”形式的引入，承續的大約是孝文帝南遷後塑造的新正統，這一“正統”的獲得與混一宇內之間，似有密切的關聯。

但至第二個“南北朝”，儘管從胡族建立的北朝在國家形態上發育得更為成熟，對北族政權而言，“正統”與一統之間的關聯卻似乎被削弱了，遼與北宋、金與南宋，皆長年恪守和約所規範的“敵國”關係，金滅北宋後，先立張邦昌、後扶植偽齊，在相當長的時間甚至避免直接統治宋之舊土，假如沒有更北面女真、蒙古崛起外力的影響，這種“天有二日”的對峙局面恐怕仍能長期維持，導向不同的歷史演進可能。

“南朝化”與“北朝出口”

隋朝雖然結束了長期的分裂局面，但四個世紀的南北分治所導致的經濟、文化、制度諸方面的差異，自不難想見，從分途到匯流，這一過程如何展開，自然成為學者關注的物件。

陳寅恪先生上世紀四十年代所撰《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立足隋唐，向前追溯，抉出隋唐制度的三源，一曰（北）魏、（北）齊，二曰樑、陳，三曰（西）魏、周。所論要旨不外隋唐兩代雖在政治上承自北周，但從制度而言，西魏、北周反而影響最小，其他兩源影響更大，而北魏、北齊一源又淵源有二：一是河西一隅儲存的漢魏舊制，二是北奔南人帶來東晉南朝的禮樂制度，這兩樣也是間接來源於不同時期的漢制。

陳先生的判斷有些也能得到新出石刻資料的印證，如陰弘道墓誌（拓本刊《長安高陽原新出土隋唐墓誌》）記載其“曾祖子春，樑侍中、左衛將軍、樑秦二州刺史。祖榮，樑散騎常侍、新州刺史。父顥，樑尚書、金部郎，隨儀同大將軍、昌城縣令，以儒學知名”，出身南方士人家族，世習儒術。貞觀七年，陰弘道被徵為太常博士，參與制定大唐新禮，透露了南方傳統在唐初禮樂製作中的影響。

在《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財政篇》中，陳寅恪先生認為唐前期江南租米折布交納的改革，系承自南朝遺制，進而指出“至唐代社會經濟之發展漸超越北朝舊日之限度，而達到南朝當時之歷程時，則其國家財政制度亦不能不隨之以演進。唐代之新財政制度，初視之似為當時政府一二人所特創，實則本為南朝之舊制”，初涉南朝化的議題。唐長孺先生晚年《魏晉南朝隋唐史三論》在此基礎上，從土地制度、賦役、兵制乃至文化風習諸方面詳密地闡釋發揮，指出“唐代經濟、政治、軍事以及文化諸方面都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但這些變化，或者說這些變化中的最重要部分，乃是東晉南朝的繼承”，系統論證了“南朝化”學說。幾乎與此同時，田餘慶先生在《東晉門閥政治》“後論”中鳥瞰南北朝不同的發展道路，扼要地指出“從巨集觀來看東晉南朝和十六國北朝全部歷史運動的總體，其主流畢竟在北而不在南”，閻步克教授在實證層面對此又做了較多補充。此說在網上討論中最初被戲稱為“北朝出口”（這一名稱當源於《波峰與波谷》最後一章的標題《從北朝到隋唐：帝國復興與歷史出口》），後被正式命名為“北朝主流論”，形成了稍顯對立的兩種看法。

近十餘年來，學者多有從理論與實證層面對兩說進一步加以闡發者，不過閻步克、牟發鬆等學者皆認為，兩說因為觀察的時段與重心各有不同，可以並存互補，“南朝化”著眼於唐以後的變化，主要是從經濟與文化方面加以論證，而“北朝主流論”觀察南北朝從分治到一統的歷史過程，關注於政治與制度。李治安教授則將兩說歸納為南北方兩條不同的發展線索。於是，本來就沒有什麼火藥味的爭論，大有偃旗息鼓之勢。

若要對兩說的異同稍作評騭，大約有兩點似可抉出做進一步討論。在既往的爭論中，引發較多爭議的是唐長孺先生的一段評述“因而北方社會在恢復生產，鞏固政權，確立秩序的程序中，插入了一段並非必然的過程，出現了一些在特定歷史條件下產生的制度形式”（《魏晉南朝隋唐史三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3年，495頁）。不少論者曾舉其中“插入了一段並非必然的過程”一語，視之為唐先生對北朝歷史影響的總括性評價，但回到書中上下文，唐先生評價的物件是均田制與府兵制，而非北朝整體。根據唐先生的看法，與南朝大土地所有制持續發展，大量自耕農破產，成為依附性的佃農不同，北方長期的戰亂為北魏推行均田制奠定了基礎，而均田制又保證了大量自耕農的存在，阻礙了封建社會的發展。因此，他“非必然的過程”的斷語，不但是有具體指涉的，而且需在他所持的“魏晉封建論”框架中加以理解。田餘慶與閻步克兩位先生對南北朝發展大勢的觀察，主要是從皇權政治、官僚制度及國家形態等方面入手，較為明晰，也不涉及時代分期的關懷，而唐先生“南朝化”之說某種意義上是他系統闡發“魏晉封建論”中的一環，似當放在更復雜的理論背景下加以理解。

其次，隋唐兩代重建一統後，匯流南北，兼有損益，本屬自然，因此隋唐制度兼採南北已為學者公認。不過既往學者多承襲陳寅恪先生研究的脈絡，注意辨別制度源流的主次，對各種制度的“輕重”似措意不多。國家體制所涵括的禮儀、職官、法律、財政、兵制等方面，哪些較具“彈性”，為治國之緣飾，大可以“拿來主義”，哪些是“剛性”的，系立國之根本，無法假借。如高歡所謂“江東復有一吳兒老翁蕭衍者，專事衣冠禮樂”，南朝在禮樂、文學上稍勝北方，為當時公認，但這些似乎是相對次要的、緣飾性的。辨識制度的“輕重”，或有助於進一步探究南與北，何為主流。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注意到，作為馬克思主義史家，唐長孺先生討論南朝化，關注重心在於土地、賦役等制度，及依附這一經濟基礎產生的軍事制度，如府兵制。從這點而言，唐先生與田先生的觀察，不但聚焦點有落差，背後的理論關懷也不一樣。目前，關於南朝化的諸面向中，最無爭議的似乎是文學，這點在唐先生的框架中恰恰是相對不重要的部分。

分合之勢，

“必”恐難言

當我們縮小觀察的尺度，所謂歷史的大勢則遠沒有那麼明晰。公元589年，隋軍臨江，陳後主仍自信地宣稱：“王氣在此，齊兵三度來，周兵再度至，無不摧沒。虜今來者必自敗”，於是奏伎縱酒，作詩不輟，後人多將此視為亡國之君的昏聵，唐人杜牧譏之雲“門外韓擒虎，樓頭張麗華”。但對已習慣了南北之分的當時人而言，這種自信未必那麼可笑，現代史家當然可以冷靜地分析，是時南北方實力對比已漸漸失衡，四川與後梁先後被納入北朝版圖，周武帝滅北齊後，旋即擊敗陳將吳明徹，復取淮南，陳已被壓縮在江南一隅。但陳朝開國之初的局面，豈不是更為險惡，北齊軍隊甚至一度攻至建康城下。

而隋的勃興，則更像是一個意外，此前剷除權臣宇文護，一舉攻滅北齊、統一北方的周武帝確實看上去像一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但他英年早逝之後，繼位的宣帝為政暴虐，舉措乖張，無故誅殺屢建功勳的齊王宇文憲。身為外戚的楊堅不但毫無權力，更因宣帝的猜忌，有朝不保夕之憂，若非宣帝暴卒，不要說登上皇位，能保住性命便算不錯了。孰料宣帝很快一命嗚呼，形勢逆轉，楊堅以後父之尊，連結鄭譯，矯詔輔政，進而受禪稱帝，奪得大位，此便是清人趙翼所云：“古來得天下之易，未有如隋文帝者。”楊堅稱帝之前，並無事蹟可稱，執政之初，周之舊臣尉遲迥、王謙、司馬消難共同舉兵反抗，一時聲勢浩大，震動全國，賴宿將韋孝寬之力，方得平定，亦不無運氣的成分。身為關隴貴戚子弟，又缺乏政治基礎，僅因權變而僥倖獲取帝位的楊堅所締造的新朝，恐怕與西晉更有幾分相似。在南北朝各政權勃興忽亡的常態下，隋建國之初，時人恐怕未能逆料其能造就統一之巨集業（楊堅奪位先後的舉措，可參讀韓昇《隋文帝傳》，人民出版社1998年），這些或許都可以成為陳後主輕忽的理由。

最終建康“王氣”黯然，隋平陳後，天下歸於一統，需要指出的是，政治、軍事上的統一是相對容易完成的。我們先來做一個反事實推理，假如淝水之戰，如苻堅所願，前秦取得勝利，滅亡東晉，混同宇內，就能建立起一個穩定的王朝嗎？對十六國史稍有了解的人，給出的答案大概都是否定的。事實上，隋平陳之後，貿然在南方推行北方的社會管理制度，也曾引起激烈的反抗（參讀韓昇《南方復起與隋文帝江南政策的轉變》，《廈門大學學報》1998年第二期）。因此，軍事征服之後，如何將分治已久的南北重新聯結起來，整合經濟、社會、文化等方面，完成真正意義上的“統一”，反倒是更為艱鉅而長期的任務，而唐先生的“南朝化”之論，也可以置於此脈絡中加以理解。

在這方面，大運河的修築，不但溝通了南北，更深刻影響了之後一千多年中國的政治、經濟、地理格局。在鐵路出現之前，沿著運河興起的城市，藉助交通的便利，成為中國最具活力的商業都會。全漢昇《唐宋帝國與運河》中對此有一段著名的評論，“中國第二次大一統帝國出現時的客觀形勢，和第一次大一統時有些不同。當第一次大一統的時候，全國軍事政治和經濟的重心全在北方，問題比較簡單。可是到了第二次大一統帝國出現的時候，軍事政治重心雖然仍在北方，經濟重心卻已遷移到南方去了。因此，和第二次大一統帝國出現的同一時間，便發生了一個新的問題，即如何把這已經南移的經濟重心和尚留在北方的軍事政治重心連繫起來，以便這個偉大的政治機構能夠運用靈活，儘量發揮它的作用。能夠滿足這種需要的交通線，是那溝通南北的運河”，指出大運河在整合南北、造就與秦漢有別的新的大一統局面中的巨大作用，而這種政治重心在北、經濟在南的格局依然深刻影響著中國的當下。

修築大運河的是隋煬帝，作為亡國之君，煬帝在歷史上的形象自然不那麼好，在李世民的刻意擠兌下，尤顯糟糕。不過與大多數亡國之君的昏聵不同，連唐初君臣也不否認煬帝的才華與能力，隋的短促而亡，某種程度上要歸咎煬帝因自負其才而過度自信。如修築運河一事，雖澤被後世，因濫用民力，素來也被視為隋亡的一個重要原因，但直到現在，我們都不太清楚煬帝修築運河的目的。方便遊幸之說自然有後人附會的成分，而後世所重的轉輸南方物資的實際功用，在當時尚不明顯。唐初歲運不過一二十萬石，運河真正成為國家命脈所繫，要到武周之後。也有學者推測是為征伐高句麗做準備，《隋書·閻毗傳》曾提及“將興遼東之役，自洛口開渠，達於涿郡，以通運漕”，這仍只是其中一段的功用。不管如何，這是一項超越時代需求的超級工程，如果不是煬帝，換作他人，稍具謹慎，未必會貿然興役。

雄才大略距離好大喜功，往往只差一步。以濫用民力、喜歡興造巨大的工程這些方面而言，煬帝與秦始皇倒有幾分類似，秦始皇剛去世，陳涉便揭竿而起，煬帝則沒那麼好的運氣，他的四面出擊，最終導致國破家亡，客死江都，也定格了歷史上兩人不同的形象與評價。隋的亡與興一樣，暴起暴落，讓人難以捉摸。近年隋煬帝墓在揚州被發現後（參見《江蘇揚州市曹莊隋煬帝墓》，《考古》2014年第七期），曾藉機舉辦過學術會議，會議論文集題為《流星王朝的遺輝》。前些日子，遇見南京博物院的左駿兄，提及正在策劃一個隋代的大展，他已為這一展覽起了個一語雙關的名字“大業”，而大業與流星，恰好映照出了隋王朝的現實與期許、光亮與陰暗。作為站在中國歷史三岔口上的王朝，隋不難被賦予承前啟後的地位，歷史上的分合興亡，雖已屬事實，但要在其中加上一個“必”字，恐怕很難。隋勃興忽亡的三十餘年間，有不少偶然的因素作用其中，正像人的命運是難以預料的，一個王朝的命運同樣是難以預料的。

秦朝，隋朝，二世而亡。這倆個王朝，有許多的相似之處。秦朝之前——東周末年，春秋戰國，亂世紛爭。隋朝之前——五胡十六國，魏晉南北朝，戰火紛飛。

隋朝和秦朝都是終結了華夏大亂世的王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戰爭選擇了這倆個王朝來結束紛亂。卻不會讓他們來主宰天下。亂世出英雄，無論英雄還是梟雄，在亂世之中都是數一數二的存在。可是他們如果沒有意識到自身政治體制應該改變的話，那就很可悲了。

萬事都如此，萬物皆如是！始皇帝，隋煬帝，他們動作太快了。老百姓需要的是安定的休息，不需要太多的功績。就像一輛新車一般，都需要一段時間的磨合期。老司機都明白，磨合期之後的車是開的最順手的。在磨合期的時候，千萬不能圖快，心急吃不了熱豆腐。把歷史比喻成一輛勞斯萊斯Ghost的話。秦，隋，就是這輛車的磨合期，只是在磨合期這段時間裡，駕駛員都是急性子。只想要更快的完成目標，卻沒想到車輛磨合過猛，有了嫌隙，瞬間不走了ヽ(‘⌒´メ)ノ！而後，大漢帝國，大唐帝國，在最艱難的時候都過去了。磨合期也過去了，該做的苦活累活都做完了。秦修長城，隋開運河。這倆個朝代把最髒最累的都完事了，留下了一手好牌，就看接班人怎麼玩了。文景之治，漢武一統。貞觀長歌，開元之治。完美的接過了接力棒。走的更高更快更強了！

話說秦隋有太多的相似之處了，都是在數百年亂世中昂揚崛起的終結者。迎來了久亂之後的和平，都是做了工在當代利在千秋的大好事，只可惜一切都太快了，沒有讓老百姓喘口氣。前者是第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後者是第一個萬國來朝的帝國。前者修長城，五十萬大軍遠赴南方。後者開運河，百萬大軍三徵高麗。前者，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後者，定科舉廢察舉。都是一樣的二世而亡。隋煬帝楊廣曉木感覺多多少少有點像秦始皇嬴政，始皇帝嬴政實行的郡縣制書同文車同軌……，今天都是光芒萬丈的，跨越兩千多年彰顯著它的先進性，可當時人不理解呀，項羽推翻秦朝後馬上恢復了周的分封制，西漢初年也是分封制，所以後來才有了七國之亂。

秦隋兩朝皆以暴虐顯稱於史，但兩朝卻對中國歷史產生重大影響，也有積極的功業！

講到秦隋兩個短命王朝，總有一個感覺，那就是荒淫暴政

秦、隋兩代吃虧就吃虧在太短命了，一個活了15年，一個存在29年（均從完成統一大業起算），而且名聲也不太好，每每被當作反面典型。

提起秦朝，最有名的是“覆壓三百餘里，隔離天日”的阿房宮，臭名昭著的“焚書坑儒”，沉重繁雜的徭役，刻暴嚴酷的刑法。漢代的陸賈說，秦朝速亡是因為不尚德而尚刑，太倚重嚴刑峻法了。賈誼的觀點也類似，說是秦朝不施仁政。

關於隋朝，罪狀也不少：鋪滿死屍的大運河，勞民傷財的三徵高麗，弒父殺兄的不義之舉。唐太宗君臣曾專門組織過研討會，交流心得、吸取教訓。唐太宗認為，隋朝短命要怪隋文帝事事親為，處理得又不合理。魏徵則重點反思了隋煬帝的荒淫暴政。

秦隋兩朝的歷史功績不容抹殺

秦、隋都結束了四分五裂的局面，開創了大一統的蓋世功業。秦朝自不必細說，橫掃六合、一統六國，建立中國歷史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確立了中國古代歷史的基本疆域。而隋朝結束了自西晉末年以來近300年的分裂局面，使得中國成為盛世之國。

秦、隋在政治文化都有創造性貢獻，建立了影響深遠的政治制度

秦始皇統一六國後，政治、經濟、文化和軍事體制均大刀闊斧推行統一的改革措施。包括重劃國家行政區劃，改分封制為郡縣制；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等。隋朝亦如此，確立了重要的制度——三省六部制，建立了影響深遠的科舉制。

這些政治文化制度都是能夠影響中國千年歷史的，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也起到了積極的作用。統一度量衡，促使中國由外在疆域的統一向內在文化的統一，科舉制這種選拔政府官員的制度，使各個階層有才華的人都有機會為政府效力，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世家貴族的知識壟斷。

秦、隋都留下了有利千秋後代的基礎建設

所以說秦、隋兩朝雖立國短暫，統治階級的驕奢淫逸給百姓帶來了苦難，但也留下了光輝而燦爛的政治文化，需客觀事實的釐清功與過。

秦、隋兩個朝代雖然短暫，但對華夏文明的發展都作出巨大的歷史貢獻，有許多的共同之處，如：

　　一、兩朝建國之前都是漫長的分裂時代，最後完成國家的大一統：秦建國以前是春秋、戰國時代(公元前770～公元前221年)連續449年的長期分裂；隋建國之前為東晉(五胡十六國)南北朝時代(公元316～581年)連續265年的長期分裂。

　　二、兩朝都是是較為強大的朝代，擴大了華夏文明版圖：秦朝蒙恬威鎮北方，匈奴聞風遠逃，征服百越之地，納入華夏版圖；隋朝也曾多次出擊高麗，並獲得多次勝利，攻滅吐谷渾，首次將青海高原劃入華夏版圖。

　　三、兩朝都開創了一套新的先進制度，為華夏文明發展又立下大功勳：秦制定了郡縣制和三公制；隋制定了三省六部制和開科舉士。

　　四、兩朝都開拓過世界上最巨大工程，造福於後代：秦修築的萬里長城是世界史上最大的工程，在兩千多年的中國歷史上，在冷兵器時代，漢族人抵抗外夷、安定邊界確實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隋開鑿的大運河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工程，對中國歷史上南北交的貫通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對我中華維持遼闊的版圖起到了關鍵的作用。如果沒有運河這條大動脈，北方的政治中心很難控制南方的“蠻夷”地區，所謂鞭長莫及。不然，現在我們的中華大地不知要出現多少個國家。

五、兩朝亡後所建立的新政都是中國歷史上兩個最強盛的朝代。有承上啟下的作用：秦亡後劉邦建立的西漢，是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隋亡後李淵建立的唐朝，同樣是中國歷史上最強盛的朝代。

秦朝是中國的第一個大一統王朝，秦王贏政雄才大略，攻滅六國，成為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皇帝，並建立起中國歷史上的第一個封建王朝。秦始皇在位時，以三公九卿為代表的官員制度，以郡縣制為地方行政制度，由此奠定了古代封建王朝的統治基礎，以後的各個朝代的各種制度都“行秦之政法”，秦朝的軍事力量強大，多次擊敗北方的匈奴。但由於秦代的嚴刑峻法，以及繁重的勞役和窮兵黷武，贏政死後，舊六國貴族和人民起兵，推翻了秦朝的統治。秦朝傳三世，享國十四年便滅亡。

隋朝是北周貴族楊堅所建立的，隋朝是上承南北朝下啟唐的大一統王朝。隋朝的建立結束了自西晉末年以來的長達300年的分裂局面。隋朝在政治上創三省六部制，鞏固中央集團，並建立了科舉制度，選拔優秀人才，打破了世族壟斷仕官的現象，從此科舉制度成為中國古代皇帝選拔人才的重要制度，也讓普通人能夠入仕做官。

隋朝初期社會民生富庶、人民安居樂業、政治安定，開創了開皇之治的繁榮局面，但由於隋煬帝三徵高麗和修築大運河，消耗了大部分的國力，造成了百姓民不聊生，嚴重激發了階級矛盾，最終導致了隋末農民起義的爆發。隋朝共傳三世而亡，享國38年。

秦朝與隋朝都是三世而亡，統治時間都不長，雖然是短命王朝，但卻成為了在中國古代歷史上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其中的很多政治制度與文化，仍有很多讓我們現代的可以借鑑之處。

這是個好問題。人們眼裡往往只有“大漢王朝、大唐王朝”，將詛咒全部都給了秦始皇和隋煬帝，這其實是“數典忘祖”，是非常不公平的，是歷史的的虛無主義。

秦始皇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千古一帝”，不說萬里長城吧，就是我們現在的文明之所以能夠流傳下來，中華文化沒有斷裂，不就是歸功於秦始皇當年的統一文字，統一度量衡嗎？

還有隋朝的大運河，千百年來，沿河兩岸的經濟發展，人民的生活不應該感謝隋朝的皇帝嗎？還有北方人的口糧不都是通過大運河的漕運而來的嗎？

前人栽樹，後人乘涼；不要動不動就要砍樹，要斬草除根，這是割裂歷史。

秦隨兩朝雖然都是短命的王朝，但是這兩個王朝都在戰亂中結束了殺戮，統一了中國，為“後浪”奠定了和平發展的基礎；漢承秦制，“蕭規曹隨”，秦隋兩朝的政治制度影響了後來的王朝千百年。

同樣，短命的秦隋兩朝也為“後浪”提供了一面鏡子；沒有這樣的鏡子作為警醒，就不會有西漢初年的“黃老之治”，也不會有“開元”“天寶”的盛世。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歷史的發展規律是螺旋上升，雖然有些起起伏伏，甚至有時候會向後退，但是歸根結底還是要向前進的。

不要只記住燦爛輝煌的漢、唐，卻忘了同樣可以載入史冊的秦隋兩朝；沒有“前浪”，哪來的後浪；不要忘了“死在沙灘上”的前浪，只去關注後浪。

秦始皇在滅了六國後建立一個大一統的封建王朝，秦的統一，結束了長期以來諸侯割據稱雄的局面， 有利於人民的生活安定和社會生產的發展，符合當時各族人民的共同願望。 秦朝的疆域，東到大海，西到隴西，北到長城一帶，南到南海，大大超過了 前代。 秦始皇一方面創設了影響深遠的皇帝制度，在中央設立三公九卿制，在地方推廣郡縣制；另一方面，又採取了一系列鞏固統一的措施，如：統一文字、度量衡及貨幣，銷燬兵器，決通川防，廣修馳道以及“焚書坑儒”等等。給後世留下幾點啟示：①結束了長期分裂割據局面，建立了中國歷史第一個統一的多民族封建國家。 ②開創了對中國歷史有深遠影響並被後世繼承的政治、經濟制度。 ③秦朝因暴政而亡，給予漢及後世統治者以深刻教訓。 ④秦修築的萬里長城是影響深遠的古代偉大工程。

隋朝同秦朝在中國歷史上有著極其相似的地位.結束了晉亡以來二百六十餘年的分裂局面，為社會經濟的恢復和發展提供了相對和平的環境（雖然沒有持續多久，起碼隋文帝之時代國內還是比較穩定的）。

創立了三省六部制和科舉制度，前者進一步強化了大一統帝國的集權，提高了行政效率；後者則為政府源源不斷輸送優秀人才，客觀上增強了社會階層的流動性，有利於社會穩定。

均田制和府兵制相結合，明顯提高了農業生產水平，擴大了國家的兵源，客觀上也起到了促進民族融合的作用。

修建大運河，確立東西兩都，實現南北、東西政治平衡、經濟互補。

提倡文教，蒐集文獻，普及教育，制定禮樂，對中華文明的恢復和發展有所貢獻。

秦隋兩個都偉大的王朝，偉大在於完成了國家統一，對後世產生深遠的影響，自秦以後，大一統觀念就深深植入了中中國人的血液之中，秦朝郡縣制，統一文字，度量衡，車同軌，修建全國驛道，這些成果直到今天我們依然在享用，隋朝開創科舉制，三省六部制，開鑿大運河，對後代產生極其深刻影響，秦隋都是短命王朝，都是緣於暴政，苛政猛於虎，不珍惜民力，激民眾反抗，短命是必然的，同時也給後世留下了極好的教訓，統治者必須以民為本，休息生息，才會長治久安。

秦統一中國，設立郡縣制等，開創歷史。

隋結束分裂，設立科舉制，開鑿大運河等，封建社會頂峰的基礎。

秦隋兩個王朝都是中國短命王朝之一，它們都結束了中國長時期的分裂狀態，並留下了屬於它們各自的輝煌。秦朝一統六合，廢分封設郡縣制，統一文字，貨幣度量衡以及確立封建君主集權制，修建長城；隋朝確立三省六部制，科舉制，修建京杭大運河。這些制度與工程對後來中國社會有著深遠影響，同時秦朝大一統思想使得國家統一觀念深刻影響著今天的中國。科舉制度核心考試，至今能可以為考生提供平等競爭的機會。這是這兩個王朝對於中國文明發展做出的最大貢獻。

此外，秦隋兩個時期需要統籌好修養與建設，事實卻並沒有，秦代修建的阿房宮、長城、秦始皇陵墓工期都過長，使得當時人們無法休養生息，恢復生產力。無獨有偶，隋朝犯了了同樣的錯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