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陽修為什麼上瑯玡山，是因為宋仁宗慶曆五年（公元1045年），參知政事范仲淹等人遭讒離職，歐陽修上書替他們分辯，被貶到滁州做了兩年知州。

一天歐陽修上瑯玡上，寫下醉翁亭記，而名揚四海。“環滁皆山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望之蔚然而深秀者，琅琊也。山行六七里，漸聞水聲潺潺而瀉出於兩峰之間者，釀泉也。峰迴路轉，有亭翼然、臨於泉上者，醉翁亭也。”

歐陽修在任職期間，歐陽修內心非常抑鬱，但仍然努力工作，在滁州取得了一些顯著的政績。而這篇《醉翁亭記》就是在這個時期寫的。

醉翁亭位於滁州市西南琅琊山旁，名列中國四大名亭之首，始建於北宋慶曆七年（公元1047年），後由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歐陽修命名並撰《醉翁亭記》一文而聞名遐邇。

醉翁亭，依山傍水，幽雅而寧靜。這裡古樹婆娑，亭臺錯落，青山如畫，碧水潺流，不虧是隱居避世的好地方。

遙想千年以前，一代文豪歐陽修常常在工作之餘，與友人們在這裡曲水流觴，飲酒賦詩，真可謂是談笑有鴻儒，而一篇篇傳世佳作也因此才得以誕生。

宋仁宗慶曆五年至六年這個時間段，在中學的《中國歷史》書上只有寥寥幾筆，在有些歷史書中甚至都無相關內容，但在中學《語文》課上卻被多次提及，究其緣由，主要是由於兩篇千年傳頌的美文—《岳陽樓記》和《醉翁亭記》。

慶曆四年（1044年）春，滕子京由於被告發在涇州濫用官府錢財，而被御史中丞王拱辰咬住不放，被貶巴陵郡，為范仲淹做《岳陽樓記》埋下伏筆。轉過年來的慶曆五年，參知政事范仲淹因“慶曆新政”遭當朝保守派大臣賈昌朝、陳執中、王拱辰等的攻擊而由參知政事貶謫為鄧州（今河南南陽市）知州。當時，歐陽修認為事有不公，上書替范仲淹等人分辯，結果不幸連坐，被貶到滁州做了知州。《醉翁亭記》就寫在他滁州知州任上，想來也就是慶五六年的事。在我們感傷天道不公時，也深有“草蛇灰線，伏延千里”的感概，如無范仲淹，歐陽修二人的這一段人生失意，我們又怎能有機會拜讀兩位的大作呢。

歐陽修到任以後，想來是內心抑鬱的，但是他卻未因此而自暴自我，終日哀怨，反而發揮“寬簡而不擾”的作風，用心本職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政績，頗有些應證了范仲淹所推崇的“不以物喜，不以己憂”的心態。滁州地處安徽省東部，長江下游北岸，長江三角洲西部，蘇皖交匯處，毗鄰南京和揚州等地。因滁河（塗水）貫通境內，又“塗”通“滁”，故名為“滁州”。自古有“金陵鎖鑰、江淮保障”之說，更有“形兼吳楚、氣越淮揚”、“儒風之盛、夙貫淮東”之美名。即使今日看來，都是一個風景優美，觀光旅遊之佳地，更何況千年之前。作為當地政府首腦的歐陽修自然身臨其境，頗有心得。在政務之餘，他深入當地，考察民情，探尋與民同樂，同遊之樂趣，興之所至，自然會“作文以記之”，即可感懷於地方風物宜人，又可削減寄情山水背後隱藏著的難言之苦。正當壯年的歐陽修自號“醉翁”，透過“飲少輒醉”、“頹然乎其間”的語句表明了他即醉心於山水美景之中，又陶醉於與民同樂之中，似有幾分自得，給人一種“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的灑脫和責任感，讓人不由得生出敬仰之情。

歐陽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為北宋文壇的領軍人物。也是發現蘇軾這匹千里馬的伯樂。他詩、文具佳，尤其散文，繼承了唐韓愈的風格，文風清新靚麗，非常優秀。

歐陽修江西廬陵(現吉安)人，生於北宋.景德四年(公元1007年)。自小家境貧寒，懂得民眾的疾苦。長大出仕後一身正氣，不威權貴，正直敢言，得罪了朝廷的當權者，被貶滁州。但他並非就此頹廢，而是勤政廉政，為地方做了許多有益的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政績。

他非常親民，我們從《醉翁亭記》就能看出端倪。他去琅琊山遊歷，與民同樂。太守周圍："負者歌於途，行者休於樹，前者呼，後者應，傴僂提攜，往來而不絕……"，待到夕陽西下時，"人影散亂，太守歸而賓客從也。……遊人去而禽鳥樂也。然而禽鳥知山林之樂，而不知人之樂；人知從太守遊而樂，而不知太守之樂其樂也。醉能同其樂，醒能述以文者，太守也……"。

從文中可以看出，老太守與民同樂，他是那麼的平易近人。人到天地山水之間，心情迴歸自然，一下子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所以"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間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