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心中，南宋的滅亡時間是公元1276年2月4日這一天，因為這一天，南宋皇帝宋恭宗趙㬎宣佈退位，並向蒙古（此時已稱“元”）投降，宋朝就此走到盡頭。

南宋投降

輸了，就是輸了，不能找藉口，而是要找原因。不是某個人或某個事能導致南宋的滅亡，而是某種文化、某種精神的缺失。其實我很喜歡南宋史，因為它給了我們一次從未有過的深痛教訓。

南宋滅亡後，南宋人的精神和信仰並沒有完全消失，他們組織起了英勇的抵抗，戰鬥到最後一滴血，張世傑、文天祥、陸秀夫，他們的名字深深地融入進了中華這片土地上，最重要的是：他們引領了後來這片大地上無數次轟轟烈烈的自由之戰。

宋末三傑

從一件事情就可以看出南宋為什麼滅亡：宋恭宗都投降了，為什麼陳宜中、張世傑他們不一塊兒投降呢？還要跑到外邊再立一個皇帝，和元繼續做抗爭？說明一個問題，南宋已經失去了統一的信仰，我說的這個信仰不是某一個人的信仰，而是整個國家的信仰，國家，必須保持高度的一致！

可笑的是：當南宋滅亡的時候，四川的釣魚城和凌霄城還在和元軍做殊死搏鬥，釣魚城從公元1259年一直抗戰到1279年，整整20年，才在忽必烈答應不殺城中一人的情況下投降，此時距離陸秀夫揹負宋少帝趙昺跳海僅僅只有一個月。當南宋投降的時候，江南和揚州還掌握在他們手中，但沒有了統一的信仰，這些似乎都變成了別人氈板上的肉。

南宋滅亡圖

“宋末三傑”：張世傑、文天祥和陸秀夫組織起了南宋的流亡政權，他們力圖保住宋室國祚。但忽必烈會答應嗎？

蒙古此時已經進行了3次西征，建立了西方“四大汗國”（欽察汗國、察合臺汗國、窩闊臺汗國、伊爾汗國，但基本上獨立了），同時征服了大理，征服了高麗，一徵日本失敗，正在準備二徵日本，包括南宋朝廷也被他們征服了，他們怎麼會容許這個“小朝廷”存在呢？

張世傑和文天祥在閩粵一帶和元軍進行了數次較量，但都因軍心不穩，上下離心，逃的逃、散的散，降的降，兵敗如山倒，已然不可能出現大反轉。讓人感動的是：當地的民眾為了國家的抵抗事業，出錢出糧出人出力，明知不可為而為之，只為了心中的一個信仰，拋頭顱、灑熱血，和國家共存亡。

南宋要早知道如此，當初為什麼不對這些人好一些呢？南宋要真對這些人好，他們還會紛紛向蒙古投降嗎？所以，任何東西都是有前因後果的，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崖山海戰

南宋的流亡政權終於在崖山海戰後徹底崩潰，陸秀夫跳海，張世傑突圍後悲憤自殺，文天祥在之前就被俘虜，忽必烈很想用他，官位不在宰相之下，文天祥選擇了出家為道，但還是被同僚進讒害死。

南宋的滅亡並不意味著和平的到來，接下來蒙古南征安南和占城（今越南）、蒲甘（今緬甸）、爪哇（今屬印度尼西亞），以及日本，耗費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財力，這些從哪裡來？還不是從老百姓身上來。老百姓苦不堪言，最終引發了江南人民激烈的反抗。民，乃國之根本也！

多謝邀請!史學界一般認定南宋滅亡於1279年，但從歷史實際情況來看，1276年宋帝趙顯、謝太后向蒙古人投降，京城臨安失陷，南宋中央朝廷分崩析離，南宋政權事實上已滅亡。其後三年裡雖有文天祥、陸秀夫，張世傑等忠臣先後擁立趙顯的兄弟趙昰、趙昺為帝，但這個小朝廷在陸地上幾乎無立足之地，從1277年至1279年間一直駕船在福建、廣東沿海一帶飄泊，或者稱其為“船隊朝廷”更為準確。這個“海上朝廷”於1278年6月退至廣東厓山，1279年正月，元軍圍攻南宋小朝廷，結果宋軍戰敗，小朝廷最終覆沒。

歷史事實雖殘酷無情，但華夏民族還是留下很多遺憾。比如從物質層面來講，我們的造船技術當時是比較先進的，並已發明使用了指南針，對東南亞一帶海路航線是比較瞭解的。主要缺陷是在精神層面，我們的視野不夠廣闊，思想不夠靈活；“船隊朝廷”退至廣東厓山仍有兵民二十餘萬人，如果船隊根據已掌握的信自駕船往南撤退，說不定能到今天菲律賓、或馬來西亞等地，幸運一點的話說不定能摸到澳洲，那裡全是處於原始社會的土著，宋人一定可以在那裡立足生根。假如是這樣的話，華夏民族的物質文化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可能比現在儲存得更加完整。

南宋（1127~1279），共傳五世九帝，享國153年。宋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宋朝第九個皇帝宋欽宗趙桓，也是北宋末代皇帝；他和已是太上皇的父親宋徽宗趙佶，以及皇室成員、大臣、宮廷樂師、廚師等千餘人被女真人俘虜，擄走北去。北宋就此滅亡。史稱“靖康之恥”。徽宗的第九子康王趙構（欽宗異母之弟）倖免於難，跑到河南商丘，被擁立為皇帝，史稱宋高宗。因商丘的地理位置在先前的都城汴京（開封）的南邊，所以史稱“南宋”。女真人繼續大舉南侵，趙構一路南逃，過淮河、渡長江，於建炎三年（1129年），逃到南京落腳，改江寧府為建康府，作為行都，稱“東都”。紹興八年（1138年）又逃到臨安府（杭州），在此定都。金國幾度南征都未能消滅南宋，而南宋在抵抗女真人進攻的同時，也進行了數次北伐。宗澤、岳飛、韓世忠、吳玠等抗金將領曾多次在黃河兩岸擊潰過金軍。岳家軍曾收復黃河以南一帶，離“汴京”只有45裡，但此時的宋高宗只是一心想議和，連下十二道金牌催促岳飛收兵班師；北伐之功由此毀於一旦。紹興十一年（1141年），南宋與金國達成並簽訂了《紹興和議》：“兩國以淮水～大散關為界。宋割讓被岳飛收復的唐州、鄧州、商州和秦州的大半，每年要向金進貢白銀25萬兩，錦絹25萬匹。” 女真人並口頭強調，要殺掉岳飛之後，此“和議”才能實施。宋高宗趕緊答應，於是在1142年1月27日，令秦檜以“莫須有”的罪名，殺岳飛父子和大將張憲。自此，換得了東南半壁江山的穩定。

南宋雖偏於秦嶺淮河以南，卻是中國歷史上經濟、文化繁榮，對外開放程度較高的王朝。對外貿易額逐年上升，南宋政權過著“天下太平”的生活。由此，南宋詩人林升感嘆道：“山外青山樓外樓，西湖歌舞幾時休？暖風燻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題臨安邸》）。紹興卅二年（1162年）六月，56歲的宋高宗下詔退位，他因沒有生育能力，將皇位傳給了宋太祖趙匡胤的第七世孫趙昚，史稱宋孝宗。歷史似乎開了個玩笑，也就等於又將“江山”重新奉還給了趙匡胤。（傳宋太宗趙光義於公元976年，奪取哥哥的皇位，留下了“燭影斧聲”的疑案。）孝宗即位後改革朝政，為岳飛平反昭雪，起用主戰派將領，力圖收復中原，但數次北伐都以失敗而告終。1187年10月，太上皇宋高宗去逝。此後，孝宗開始對政治日漸冷漠，決定讓位給其子趙惇，即宋光宗。然而，趙惇即位後不久，卻患上了精神疾病，兩年後日漸瘋癲。紹熙五年（1194年）七月，宋孝宗病逝，趙惇不服喪，朝政混亂不堪。無奈之下，太皇太后只有另立新君，公元1195年，光宗的兒子趙擴即位，史稱宋寧宗。趙擴智商低，朝政被權臣操控，政治腐敗，國勢日漸衰落。公元1224年，寧宗去世，趙昀即位，史稱宋理宗。趙昀即位後實施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使得朝政有所改觀。正當國民經濟稍有好轉的時候，北方“大蒙古國”崛起，大蒙派使者來與理宗商談聯盟滅金，並答應滅金之後，將河南還給南宋。金哀宗得知後，也趕緊派使者來向理宗陳述“唇亡齒寒”的利害，希望理宗能與金聯合抗蒙。但理宗念家恥國恨，當即予與拒絕。公元1234年5月，宋軍攻克蔡州，金哀宗自縊。金國滅亡。理宗將金哀宗的遺骨帶到太廟，以告慰徽、欽二宗在天之靈。金國滅亡之後，蒙古大軍開始大舉南侵。公元1264年，理宗去世，趙禥即位，史稱宋度宗。趙禥是理宗弟弟的兒子，理宗有二個兒子早夭，無後。趙禥因其母在懷他時服過墮胎藥，造成先天不足，趙禥即位後，不理朝政，整日沉湎於聲色犬馬之中。鹹淳七年（1271年），忽必烈在大都（北京）建國號“大元”，在1273年攻破襄陽，此時的南宋全境大部分巳納入了“大元”的版圖。鹹淳十年（1274年），35歲的度宗病逝，年僅3歲的長子趙隰即位，史稱宋恭帝。當時南宋政權已完全進入癱瘓狀態。德祐元年（1275年）春，蒙古人攻克軍事重鎮安慶和池州，進逼建康。長江防線崩潰，次年，攻佔臨安，5歲的宋恭帝被俘。以陸秀夫、文天祥和張世傑等大臣為首的殘餘勢力，逃到福州將8歲的趙昰推上皇位，史稱宋端宗。1278年，10歲的宋端宗逃到廣東湛江的一個島上病死。7歲的趙昺被立為皇帝，史稱宋懷宗。他是南宋的第九位皇帝，也是末代皇帝。（北宋也是到第九位皇帝亡國。或許是巧合，或許是天意。）元軍對小皇帝窮追不捨，文天祥在海豐兵敗被俘，1279年“崖山海戰”，張世傑戰船被擊沉。走投無路的左丞相陸秀夫揹著這僅在位313天的可憐的小皇帝跳入了大海。南宋滅亡。至此，一個東方先進文明的宋朝，在遊牧民族的打擊下徹底毀滅。

南宋滅亡的日期應為1276年臨安淪陷，南宋中止，1279年崖山會戰只不過是南宋餘部徹底滅亡，作為南宋政權在1276年已經亡了。因此，南宋滅亡應為1276

在歷史大的拐點中，“大統的大宋王朝”史學界也是“輕視”的。公元960年，陳橋驛黃袍加身的趙匡胤，結束了自唐末之亂開始的近200年“亂世”，在開封建立了“大宋”，史稱“北宋”，國運167年。中華民族發展最鼎盛之時是宋朝（北宋），但是沒有開創出“盛世”，並且大都是“苟安”。尤其是“靖康之恥”，讓趙氏宋朝盡掃“皇顏”。經濟強大的北宋被“淪陷”，讓史學界百思不得其解。細分析，北宋是一個“重文輕武”的國度（有《清明上河圖》為證，有“瘦金體”為證），領導部隊的也是文官，更可笑的是部隊最高長官是“宦官”（童貫）。在戰略上，又聯金滅遼，助金做大，讓金無憂後，直接威脅宋朝。而南宋雖偏安杭州，但重視武攻（任用岳飛、韓世忠等），居嶺（秦嶺）居江（長江）之險而守。自公元1126年趙構繼位登基始，因奸相頻出，當政而誤國。蒙古鐵木真在滅金後，長驅南下，尤其是六年之久的“襄陽之戰”，大敗宋軍後，於公元1279年南宋最後一個“幼帝”趙昺跳崖殉國，南宋傳國152年而滅亡。又讓史學界“大開眼界”。

中國歷史上“統而短”的王朝，為什麼會在歷史拐點之後而“沉淪”呢？剖析一下有三點值得商討：一是“王朝來得不正統”，要麼“篡奪”，要麼“兵變”；二是除“開國皇帝外”，後世諸皇幾無建樹，就是有小建樹，也是窮兵黜武，勞民傷財；三是“皇位與皇權”來得太容易，珍惜感差。怎樣“文治”“武圍”，加強學習與借鑑，運用與拓展方面不能“與時俱進”，終被歷史淘汰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