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回覆已經答對非常詳細，我補充幾個意思，一是，孔子一生奔走呼告，目的是“克己復禮”，當然，孔子心目中的禮，確也遠在上古，是為其嚮往的“天下為公”、“天下大同”之“禮”；近在眼下的當孔子時代不遠之“周禮”，這樣理解可能更客觀點。

其二，孔子應當是個“書生氣很濃”的理想主義者，這也從其一生辦教育加周遊列國堅持主張所充分體現……但細細琢磨，孔子悲涼時代“禮崩樂壞”，去主張的只能說最高理想是“大公大同”，這個與當時諸侯國不相謀，這才是孔子到處碰壁的原因——見到老農咋一聽也是與現實“牛頭不對馬嘴”——不被譏笑才怪，然正是孔子的這份執著，贏得了學生的敬仰……而最低主張才是周禮，所以孔子還是被任用當過大官的……

再次，孔子主張多含“中庸之道”，這正是一種至少不偏激多方面都能接受的主張，這也是孔子無論是後來被官方推崇了兩千多年直到“五四運動”打倒“孔家店”……還是民間對孔子之推崇直到今天，是有其因果。

“禮”是孔子政治思想的核心之一。《論語·八佾》子曰:“周監於一代，鬱郁乎文哉！吾從周。”

孔子畢生追求恢復周禮，然而，禮崩樂壞下的周禮，已經不能適應社會發展的需要。

於是，孔子為“周禮”賦予了新的內涵。孔子之“禮”對“周禮”的修正，主要在於其核心內涵的轉變，即由“德”特而為“仁”。

周朝時，為維護周宗族對諸侯的分封制，周的統治者在意識形態領域進行了部分革新，對商朝的禮儀形制進行了相當規模的整理、改造，建立了一套適用於周代的禮樂制度，飲食、起居、祭祀、喪葬等社會活動都被納入“禮”的範疇。使其成為系統化的社會典章制度和行為規範。至此禮樂成為一套遍及政治、教育、信仰等各領域的重要文化結構，並在其統轄範圍內全面推行禮樂之治。

孔子生於春秋末期，逝於戰國。春秋末期隨著諸侯之間的兼併戰爭愈演愈烈，周的禮制已經漸漸不適應時代的發展和潮流。所謂的貴族精神也即將消亡。孔子的親生父親原本是宋國慄邑人，雖然只是個士族，但好歹也算是商代貴族後裔，作為宋華人叔梁紇私生子的孔子年幼時和母親流離失所，非常貧困。在東魯時，他不被當地的貴族所承認——例如，魯昭公七年（公元前535年），季氏宴請士一級貴族，孔子去赴宴，卻被季氏家臣陽虎拒之門外。

孔子十九歲時，他迎娶了宋華人丌官氏之女為妻，如此他便有機會常回宋國祭拜祖先，並以此來表明身份，即滿足他身為商代貴族後裔的虛榮心。從孔子成年後的一系列行為來看，孔子是對貴族身份有著及其頑固的執念。

寄希望於時代逆流，使得舊貴族的階級制度重新得以鞏固，孔子自然對”周禮“的復興抱有極大的希冀。於是乎便有了他所強調的“殷因於夏禮”、“周因於殷禮”，三代之禮皆相因而損益，“其或繼周者”。

孔子周遊列國，四處奔波，為求得一官半職可謂費盡了心力。但他那脫胎於”周禮“的儒學卻在戰國諸侯那裡得不到絲毫認可——與其相反的是法家、縱橫家、兵家大受歡迎，這也是那個時代的選擇——孔丘所追求和倡導的“學說”在大競爭時代不具備任何價值。畢竟那所謂的周禮或儒學只是為了維持貴族階級固化而誕生的產物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