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經在不同的場合表達過很多次同樣的意見：從來就沒有一個固定不變的、標準的、原貌的儒家思想。也就談不上什麼“致命性的偏移”。

我說的這話肯定會有很多人不同意：難道後世就沒有對孔子進行過歪曲嗎？難道後世所有的打著儒家旗號的主張哪怕極為反動也是合理的嗎？

當然不是這個意思，我們不妨就拿題目裡的董仲舒和朱熹來解釋。

儒家誕生於先秦，建立在“先王政典”也就是周代的檔案基礎之上，源於周代的王官學，成於孔子之手。這些都是對的，孔子及其弟子也的確提出過很多基本的主張、概念。但是，這些思想都是以一種渾樸的狀態呈現的，不是體系化的，也充滿著含混的多義性，或者說，是一種“微言大義”。

所以，任何人都不可能宣稱自己理解的儒學就是唯一的真理。這種開放的、可詮釋的性質，才決定了儒學能夠具有長久的生命力。

如果把儒學看做是一種“真理”，但每一種關於儒學的解讀和觀點都只是“意見”，而並不是真理。

正如懷特海所說：西方兩千年來所有的哲學，都是對柏拉圖做註腳。我們可以照此理解儒學，中國兩千年來的儒學，都是在為孔子做註腳。

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問題，解決不同時代的問題需要不同的方法。儒學之所以能夠到今天還如此活躍——我們且先不論這種活躍是好還是壞，是需要弘揚還是需要批判——至少能夠說明儒學的生命力還挺強。這種生命力，就來自於歷朝歷代的儒學學者針對自己時代的問題，透過對儒學的闡釋，來嘗試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今天看到董仲舒關於“天一合一”的儒學思想，看朱熹發展出來的“理學”，會很自然的將其與我們今天的環境去比較，並且想當然的認為自己還掌握了孔子活著的時代的儒學的面貌（這怎麼可能呢，史料不足徵啊），所以就會覺得董仲舒、朱熹等不全面、不正確，是歪曲和誤解。

可是我們要考慮到，西漢前期的根本問題是什麼？儒學在進入大一統王朝之後所面臨的問題是什麼？簡單的說，是政統要創造自己的合法性基礎；儒學要在大一統體制內介入國家政治和制度的構建。因此，董仲舒的出現是必然的，你們去讀《春秋繁露》，讀《天人三策》，同時認真讀讀《史記》《漢書》，就能很自然明白這個道理。

同樣，宋代面臨的根本問題是什麼？儒學在進入一種類似於市民社會、宗族社會之後所面臨的問題是什麼？簡單的說，是佛教的興盛挖掘了華人對心性的需求，而原來的漢唐儒學主要講制度構建，很少涉及心性修煉。同時，宋代市民社會發達，經濟繁榮，社會風氣較為開放自由，在這樣的社會里，一個儒者如何自處，就成為迫切的問題。你們去讀《二程集》，讀宋代的一些筆記，就能很自然明白這個道理。

因此，董仲舒也好，宋代理學和明代心學也罷，都是時代的變動，促使儒學內生出不同的闡釋，從而提出的不同解決方案。所以，在我們這個時代，真正活學活用儒學的人，在熟讀經典的同時，應該主要考慮一下我們這個時代的問題是什麼，怎麼解決。

孔子是儒家的創始人，對中國幾千年的社會發展起到了十分巨大的影響。孔子學說在幾千年的發展中，一代代進化一步步完善，時至今日，孔子學院延展到了全球，成為影響世界的寶貴的財富。然而在發展完善的過程中，一些偏離孔子本意的思想，冠著儒家的名頭橫空出世，對後世產生了十分消極的影響。

1、天人感應

“子不語怪力亂神”。季路曾向孔子探求鬼神的事，孔子說：‘未能事人，焉能事鬼？’用這句話來告誡弟子首先要多學現實中的東西，而不要痴迷於虛無飄渺的鬼神世界。季路接著問:‘敢問死。’孔子說：‘未知生，焉知死？’”（《論語·先進》）意思人應該首先知道人生在世的事情，人生在世的事情沒有理解透，怎能去理解死的內涵呢？

孔子對鬼神的態度敬而遠之，傳至西漢便成了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將世間的人事歸結為天的獎賞或懲戒。這在一定情況下增強了君主的權威，也對君主的行為形成了限制。然而從後世實行來看，歷代君主也只是摘出來對自己有利的學說來加以宣揚，對自己有害的則自然擯棄，天人感應說並未起到明顯的作用。

2、程朱理學

程朱理是北宋二程（程顥、程頤）創立，經過弟子楊時，再傳羅從彥，三傳李侗的傳承，到南宋朱熹集為大成。其中對後世影響最大的觀點即是“存天理、滅人慾”。通俗講就是要防範個人慾望的過度膨脹，追尋維護社會、道德、政風和民風的和諧與美好。這個觀點出自於孔子學說中的“克己復禮”。然而“理”和“禮”是否是統一個意思？二程提出“視聽言動，非理不為，即是禮，禮即是理也。禮者，理也。聖人，人倫之至。倫，理也。人倫者，天理也。”如此說法可能使人信服？

另則，程朱理學被元、明、清的統治者奉為至宗，然而也是從程朱理學風行後，“科學不研究、藝術不發展，一門心思都在端正男女關係上”。

儒學的隨著時代的發展，積極改造是好事。無論“天人感應”還是“程朱理學”在歷史上都有一定的作用，但是在使用過程中，卻逐漸轉變成了禁錮人民思想的枷鎖和統治者玩弄政治的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