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路軍研究是1980年代才開始的，之前禁止研究，主要由原西路軍的將領們推動，主要有李先念、徐向前、陳雲等。

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成立於1936年10月，原計劃以紅四方面軍的主力三個軍渡河組成西路軍，分別是第五軍、第九軍、第三十軍，包含紅四方面軍總部機關，主體兵力約三萬人（有待商榷）左右，約佔紅軍主力的一半左右。但由於敵情變化等原因，其實這三個軍的主力並沒有全部渡過黃河，實際到位的軍力只有21800餘人。

未到位的紅四方面軍以及剩餘的各軍最終組成了八路軍的129師主力，包含紅軍第四方面軍第四、第三十一軍和第二十九、第三十軍等部，全師約13000多人。（到達延安的張國燾照）

1936年10月三大主力紅軍會師後，他（徐向前）奉軍委命令，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副主席兼西路軍總指揮，指揮部隊與敵人血戰4個多月，有力地策應了河東紅軍的戰略行動。（紀念徐向前元帥誕辰100週年講話）

1、總部指揮人員：

總指揮徐向前，政委陳昌浩，副總指揮王樹聲，參謀長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政治保衛局局長曾傳六。

2、紅五軍。

軍長董振堂，政委黃超，參謀長李屏仁，政治部主任楊克明。

下轄兩個師四個團，總兵力3000餘人，槍支1000多支，子彈平均5發，該師沒有全部渡黃河到達，全軍4600人左右，缺1600多人。

3、紅九軍。

軍長孫玉清（後為李聚奎），政委陳海松，參謀長陳伯雅，政治部主任曾日三。

下轄兩個師六個團，總兵力6500人，2500多槍支，人均彈藥15發，整軍也沒有全部到達，全軍9000人左右，缺2500多人。

4、紅三十軍。

軍長程世才，政委李先念，參謀長黃鵠顯，政治部主任李天煥。

下轄兩個師六個團，7000餘人，槍支3200多，人均彈藥25發，全軍8000人左右，缺1000多人。

5、騎兵師。

200人馬，人均彈藥25發。

此外還有機關、醫院、後勤、傷病員，佔據的比例比較大。

張國燾因為另立中央，帶領紅四方面軍南下，遭受重大損失之後才和中央紅軍再次會師，其實紅四方面軍在會師之後約佔紅軍主力的一半左右。

紅四方面軍有三駕馬車，分別是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張國燾由於之前的錯誤，沒有讓他指揮軍隊，派陳昌浩、徐向前指揮西路軍，陳昌浩是西路軍的最高指揮者。（陳昌浩像）

西路軍總部指揮人員沒有犧牲。

紅五軍只有政委黃超到達新疆，其餘高階將領陣亡；

紅九軍軍長孫玉清被俘後殺害，政委陳海松、參謀長陳伯雅犧牲，繼任軍長李聚奎孤身回到延安，後為開國上將，政治部主任曾日六被周恩來營救出獄。

紅三十軍的主要領導人員都安然無恙，包括程世才、李先念、黃皓顯、李天煥等。

西路軍參謀長李特、紅五軍政委黃超在新疆被王明以託派名義，派鄧發祕密殺害。（129副師長徐向前照片）

1937年1月，臨澤、高臺戰役，紅五軍全軍覆沒軍長董振堂犧牲。

1937年2月13日-21日，西路軍主力突圍出倪家營子，後陳昌浩在中央的壓力之下，自己堅持又回到倪家營子，造成重大損失。

1937年2月21日——3月14日，陳昌浩、徐向前等固守待援，請求派遣未渡河主力八個足額的團和1000-2000騎兵增援，中央根據形勢要求固守50天，援軍才能到達。

時間不等人，固守不了十幾天就已經彈盡糧絕了，被迫突圍，突圍部隊最後只剩下3000多人，然後分為三支，各自行動。

1937年6月，陳昌浩並不想回到延安，而是獨自到了老家湖北，希望自己再拉一支隊伍，然而殘酷的事實證明這不可行。八月，回到延安，以胃潰瘍嚴重為名，提出到蘇聯養病，中央批准了這一要求。

此後，陳昌浩一直在蘇聯，直到1951年才回到新中國。1962年5月，他回到湖北老家，見到了自己的舊部，幾百名新中國的將軍們，大會上他為西路軍全軍覆沒承擔全部責任。

1967年7月30日，陳昌浩被無休止揪鬥，讓他交代西路軍覆滅的問題，最終喝安眠藥自殺，被祕密火化之後，骨灰不知所終了，1980年被平反。（西路軍紅三十軍政委，李先念照）

張國燾著有自己的回憶錄《我的回憶》一書，裡面有詳細的西路軍的回憶，僅供參考。

西征這件事，遠比表面的要複雜的多。

首先，張國燾為什麼極力力主西征？這個道理都懂，西征去西域迎接第三國際支援的蘇械，回來就可以吊打蔣軍，由於四方面軍都是他嫡系，他在中央的話語權就大大提高了，以後不是沒可能東山再起；

其次，他為什麼不親自去？因為他在中央是單打獨鬥，萬一自己也走了，什麼事都會發生，也沒人通風報信，所以自己必須留著坐鎮。此外西征甘肅，一路上萬一戰敗呢？張國燾打過敗仗無數，這方面還是有經驗的，自己親自去風險太大，讓小弟們去就行了；

第三，陳昌浩是關鍵人物嗎？不是，陳昌浩早在重新北上時就開始脫離張國燾，支援中央，為此張國燾還掉過眼淚（假哭），說他這個人怎麼這麼勢利。真正被張國燾安排在西路軍裡的是其祕書黃超、紅校校長李特，他們的任務就是千方百計去蘇聯，到莫斯科那裡去告御狀，張國燾的最終計劃是希望得到莫斯科認可，當然李特黃超路上都被王明幹掉，因為這兩人去了等於是揭了王明的老底；

第四，張國燾要對西路軍負責任嗎？要的，按原定計劃紅一四方面軍是要聯合執行海打戰役計劃，結果張國燾讓四方面軍提前跑了去渡黃河，導致海打戰役流產，國軍關麟徵部趁虛單刀直入，將正在渡河的紅四方面軍截斷，紅4、31軍未能渡河，這樣西路軍就從五個軍變成三個軍，導致兵力不足不敵馬家軍，真是害人又害己！

一哥“俗人讀史”之——

從張、陳爭議看歷史必然中的偶然

1936年9月初，紅二、四方面軍及紅軍總司令部北上，紅二方面軍居右、紅四方面軍及總司令部居左，逐漸向中央及陝北紅軍靠攏，此時陳昌浩親率第9軍進攻岷縣城失利，損失400餘人及大量彈藥，又加上此時甘南地區中央軍嫡系部隊還沒有佔領，且相對富饒，陳昌浩萌發了在此建立根據地的想法，並提出了召開高階幹部會議討論之。歷史上稱之為通渭會議，在會上張、陳第一次就軍事行動西進還是就地作戰上產生了較大分歧，雖說最後以張國燾、朱德等正確的主張說服了陳昌浩，但卻為西征埋下了失敗的伏筆。

其一、陳昌浩倉促進攻岷縣城的失利，造成了重大人員傷亡及武器損失。

其二、浪費了兩個星期的時間，讓敵人得以順利佈防，“我們由岷縣前往通渭開會的時候，軍事情況已有不能樂觀的跡象，右路軍經天水附近北進時，曾遭受胡宗南部的截擊，頗有損失，正向靖寧以北地區急退，因此我們的東面頓顯空虛。又據情報，胡宗南、朱紹良、關麟徵、毛炳文等部敵軍正向天水平涼西移，蔣介石並嚴令他的這些嫡系部隊迅速截擊我軍，阻止我軍與陝北軍會合”。

其三、因為時間的拖延造成了紅四方面軍及紅軍總部“渡（黃河）過去的只有第九軍第三十軍第五軍團、總司令部的直屬機關、和徐向前陳昌浩的總指揮部等共約兩萬多人。我（張國燾）和朱德率總司令部人員、紅軍學校大部學生以及第四軍第三十一軍，在會寧通靖遠的大道上，節節抵抗敵軍的追擊”。使得一個戰略集團一分為二，大大降低了戰鬥力。

其四、陳昌浩的此次反常舉動，仍然是分裂路線的延續，是要和中央爭取“平起平坐”的權力，是政治上的失誤造成了軍事上的被動。

然而也正是這場不應有的爭議，造成了紅軍西征的慘敗，後人說，如果張國燾、朱德過了黃河，或許領導會加強些，指揮會順暢一些；也有人說如果4軍的許將軍、31軍的肖將軍及總司令部的領導機構過了黃河或許歷史會重寫。可歷史沒有如果，也不可能重來，敵我力量的懸殊也罷、沒有形成統一高效的領導也罷、戰役指揮失誤的原因也罷。斯人已去，留下的不過是一聲嘆息。張國燾、朱德帶領著河東軍團上了陝北，陳昌浩、徐向前等浴血疆場，後艱難逃回延安，是歷史必然中的偶然、無情中的有情啊。

首先，那時的張國燾、陳昌浩，還是我軍的高階領導人，我們不能站在後來者的位置上對他們評頭論足，一是我們不夠格，二是如此提問是對革命前輩的不尊重。

歷史充滿陰差陽錯，如果我們是理性之人，我們不能以失敗論英雄。他們那一代人，都是為了民族復興，為了心中理想甘願無私奉獻的人，不能因為後期的錯誤，後期的消沉，就否定了他們原先的革命貢獻。

為了光明，為了革命理想，他們可以成為成功者，他們也可能成為失敗者。他們可以當英雄，他們也可能成為時代的淘汰者。如張陳二人。但是記得，他們曾經都是一群熱血噴張的年輕人。或許可能，死亡對他們來說，會好過他們以後的命運，但是歷史沒有如果，他們的命運自己已經鑄成。

就讓他們成為普通人吧，不要再讓他們成為流言蜚語的受害者，就像我們普通人一樣，平平淡淡過完自己的一生，不要榮耀，不要屈辱，不要功成名就，不要身敗名裂。因為我們所有人都一樣，不論怎樣，都消失在浩浩蕩蕩的歷史洪流裡……

張國燾沒去啊。陳昌浩去了。簡單來說兩句。

陳昌浩,又名陳海泉。他是川陝革命根據地和鄂豫皖蘇區的建立者之一,曾是紅四方面軍的總政委、二號人物，也是紅軍西路軍的總負責人。

陳海泉1906年出生。1927年，到莫斯科大學學習。回國後，陳海泉相繼擔任了委員、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政委等職務。鄂豫皖革命根據地建立後，張特立是主要首腦，徐(向前)元帥是任總指揮，陳海泉任政委。三人是紅四方面軍的“三架馬車”。在紅軍反“圍攻”時期，陳海泉參與指揮了反圍攻。1936年11月，紅一、四方面軍主力2萬多人組建了“西路軍"，並遵照命令，執行寧夏戰役計劃，西渡黃河作戰。

“西路軍”的最高指揮機構是“總政委”和“軍政委員會”，陳海泉是總負責人。西路軍的總指揮是徐（向前）元帥，副總指揮是王樹聲(開國大將)。西路軍下轄三個軍，其中30軍軍長是程世才（開國中將），政委是李（先念）。西路軍總部四局長是秦(基偉)。征戰時，西路軍英勇奮戰,視死如歸,戰士們與飛機、重炮、騎兵組成的強悍火力的馬步芳、馬步青等二三十餘萬敵軍，頑強戰鬥大半年，殲敵5.5萬人。儘管西路軍在與“二馬”激戰中，重創敵人,但由於敵眾我寡、彈盡糧絕,西路軍自己的傷亡也很大。第五軍軍長董振堂、第九軍軍長孫玉清、政委陳海松等高階將領相繼犧牲。

在古浪一役中，西路軍損失慘重,爾後在經過高臺、倪家營等等血戰,在沒有救兵、沒有供給，彈盡糧絕的情況下，主力損失嚴重。

西路軍之所以遭受嚴重損失,除了敵人兵力之強大，還跟一把手陳海泉在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當斷不斷，是分不開的。征戰時期間，陳海泉犯了"分兵攻防"、"分兵進擊"的嚴重分兵之錯誤。結果，使西路軍失去戰機，作繭自縛，步步被動。和敵人血戰後，徐、陳兩個老搭檔和20多名衛士邊打邊走，晝伏夜行，開始突圍。突圍時，在一個叫做大馬營子的村子中，陳海泉生病了,燒得暈暈乎乎。高燒不退的他,堅持要徐總指揮先回延安，他說：“你快走吧，否則我們誰都走不了！”徐元帥不願走，但是陳海泉堅持讓他快走。無奈之下，徐帥含淚給老搭檔留下了3名衛士和一包銀元后，帶著其餘的衛士歷經坎坷，輾轉回到了延安。

和徐元帥分別後,陳海泉把銀元拿出一半分給3名衛士,讓他們快突圍.他自己則歷經波折,以行醫為掩護，牽著一頭毛驢，歷經千辛萬苦後，回到了湖北境內。在漢口，與闊別10年的老母和妻兒見過面後，1937年8月，陳海泉趕赴延安。

陳海泉是西路軍的主要負責人，回到延安後,他懷著十分沉痛而懇切的心情進行檢查,以虔誠的態度自責，承擔責任。

1939年8月，經批准，患有嚴重胃病的陳海泉，搭乘專機前往蘇聯治療。

張國燾，陳昌浩怎麼沒有死在西征的戰場上？瞧這話問的，大有唯恐天下不亂之感覺。

談起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的西征來，大有壯士一去不復返兮。在三大紅方面軍歷經千辛萬苦會師後，為打破國民黨的封鎖圍剿，在10月份蔣介石調集10多個師由南向北大舉進攻紅軍時，25號中央軍委作出今後作戰第1步，重點集中力量擊破南線之敵人，第2步重點集中注意力向北的寧夏戰役，有2萬多紅軍成功渡過了河西。但張國燾令紅4軍紅31軍調離前敵指揮部署指定作戰位置，戰役計劃落空。11月初國民黨南線已打通增援寧夏的道路，隔斷河東紅軍與河西紅軍的聯絡。張國燾致電河西部隊，指定他們消滅國民黨兩馬部隊為主，獨立開展新局面。河西部隊由此向中央軍委提出了作戰計劃。作為紅軍總政委的張國濤批准了這一句話。11月8號，軍委批准河西部隊稱為西路軍，以陳昌浩徐向前任西路軍主席和副主席。9號西路軍率第5第9第30軍及騎兵師特務團教務團婦女團向西出動，此後在4個多月的戰鬥中，西路軍損失嚴重，到1937年10月前後只有3000不到的人歸隊，陳昌浩，徐向前，李先念都是通過死裡逃生才回到延安的。

從上述簡述中我們可以看到，作為中央常委紅軍總政委的張國濤，沒有在西路軍裡，也就是說張國燾此時正在跟中央紅軍在一起。陳昌浩則經過輾轉到延安後，因患有嚴重的胃潰瘍，批准和周恩來一起到蘇聯治傷，他參加過斯大斯格勒保衛戰，獲得“為國戰爭獎章”。1951年回國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1967年在不得志中逝世。

張國燾作為最早的建黨創始人，南昌起義前就曾被捕叛變。被中央派到蘇區後，與28個半的陳昌浩在一起，推行他那一套有狂妄野心的治黨治軍路線，甚至公開另立黨中央。在1938年公開叛變革命投靠到國民黨特務組織竟然出謀劃策去如何破壞共產黨的黨組織，墮落成為一個無恥的小人。1970年在加國孤老院寒風裡死去。

正如偉人那句有名的詩句樣“國際悲歌悲一曲，狂飆為我從天落”，在有2萬多紅軍屍骨埋葬在河西走廊上，一直訴說著西路軍悲壯，激昂，讓人難以忘懷的的故事在。

首先，張國燾沒有參加西征，西路軍是由“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陳昌浩，西路軍總指揮徐向前，副總指揮王樹聲，參謀長李特，政治部主任李卓然負責的，二萬一千八百多人的部隊，陣亡八千，被俘一萬二，打散失蹤千餘人，基本上全軍覆沒，主要的軍以上幹部中，董振堂，鄭義齋等人陣亡，孫玉清被俘犧牲，營以上根本幾乎傷亡殆盡。王樹聲，徐向前，李聚奎，肖永銀，秦基偉，杜義德方強，鄭維山，李天煥，朱良才，宋承志等人分頭一路討飯回到延安，陳昌浩也是隱姓埋名一路乞討返回湖北老家，李先念，李卓然，李特，黃超，郭天民，程世才，曾傳六等人率殘部400餘人流亡到新疆，李特，黃超被王明槍斃，李先念，郭天民等人在抗日戰爭爆發後才輾轉回到延安。

西路軍的結局是壯烈的，也是悲慘的，那些埋骨他鄉，沒有留下姓名的戰士自不必說即使是很多幹部都不能倖免，那些被俘後由組織出面解救的官兵算得上是幸運，前國務院副總理劉延東的父親劉瑞龍就是其中之一，他後來成為華野的副參謀長兼後勤司令，負責組織瞭解放軍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戰役後勤保障～淮海戰役的支前工作，還有陳昌浩的妻子，當時擔任西路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長，解放後擔任紡織工業部長的張琴秋也是被俘後營救出來的，比起劉瑞龍等人，結局不幸的英雄數不勝數，西路軍婦女獨立團團長王泉媛被俘後被逼成了馬家軍一個團長的小老婆，後來逃出來輾轉回到延安，但是組織上對於西路軍失散人員的政策是一年回來的留用，二年回來的甄別審查，三年回來的拒收，王泉媛脫隊時間超過三年，再也無緣回到組織的懷抱，從此隱姓埋名成了一個農婦，西路軍軍委委員熊國炳也成了一個農民，這樣的例子比比皆是。但是比起那些戰死的烈士，他們的遭遇又是幸運的，至少他們或者看到了解放。

西路軍渡河西征的時候，張國燾作為紅軍總政委，並沒有隨同西征，隨著西路軍的失敗，全黨全軍掀起了一場清算張國燾錯誤路線的風暴，四方面軍沒有參加西路軍的幹部幾乎都被捲入，在紅軍大學學習的所有四方面軍師以上幹部都被要求揭發張國燾分裂主義和逃跑主義的錯誤路線，跟張國燾劃清界線，張國燾在黨內徹底被否定，成了一條落水狗。陳昌浩從河西逃回來以後，自知無顏見江東父老，所以他直接回了湖北老家，想重新拉一支隊伍，重打鑼鼓另開張，但是由於南方地區已經被國民黨完全掌控，他沒有能力再另起爐灶，1937年他又回到了延安，接受了長達一年的審查和檢討，從此淡出了決策核心，解放後曾經出任過編譯局副局長，文革初期自殺。

陳昌浩1906.9.18-1967.7.30），湖北武漢市漢陽縣永安堡戴家莊人，1930年加入共產黨，曾留學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他和張國燾、徐向前是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人，曾任紅四方面軍政委，建立了鄂豫皖根據地。

陳昌浩的最大錯誤，就是在紅一、紅四方面軍會師後，張國燾堅持南下，分裂黨、分裂紅軍，他作為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不僅沒有阻止、反對，而且還積極支援，與張國燾保持一致。

1936年11月，他 作為西路軍軍政委員會主席，是西路軍的最高領導，至於西路軍的失敗，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們不作深入討論。但難能可貴的是，陳昌浩一路艱辛，顛沛流離，回到老家武漢後，又碾轉到了陝北，1939年，患有嚴重胃潰瘍的陳昌浩經中央批准，他赴蘇接受治療。這一呆，就是12年。

1951年陳昌浩回國，劉少奇等代表黨中央，親自來到北京西站迎接他。他被任命為擔任中央編譯局副局長等職務。55年授銜時，從紅四方面軍中走出了元帥徐向前、大將王樹聲、上將許世友、陳再道、陳錫聯、傅鍾、王巨集坤等10名上將和一批中將和少將，還有李先念還任過國家主席，這些都是他的部下。

陳昌浩於1967年含冤辭世，1980年黨中央為他恢復名譽，骨灰安放在八寶山。

張國燾並沒有參加西路軍，沒有隨軍一起西征。他當時是留在延安的。怎麼會死在西征的戰場上呢？在中革軍委的決策、指示和電令之下，組建西路軍以後，由徐向前擔任總指揮，陳昌浩擔任總政委。開始西征，目的就是要打通一條通往蘇聯，獲得援助的國際通道。

同時，陳昌浩還兼任西路軍軍政委員會的主席一職，是實質上的最高領導人。西路軍失敗以後，陳昌浩和徐向前一起化妝突圍出來，返回延安。途中因胃病發作，與徐向前分別，隱蔽在一個郎中家裡家裡休養，躲過了馬家軍的搜尋。算是僥倖地撿了一條命，輾轉活著回到了延安。

看提問者的意思，心中似乎是有太多的疑問，也有太多的困惑，還不無遺憾。希望張國燾，還有陳昌浩。都去戰死沙場，或者是被馬家軍活捉殺害。其實不管是張國燾也罷，陳昌浩也罷，他們都不普通士兵，不是軍事將領。他們的職位是不允許他們親自上陣廝殺的。

經歷過艱苦卓絕的萬里長征，紅軍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和犧牲，紅軍的力量大為削弱。為了在異常艱苦和貧瘠的大西北站住腳跟，延續革命的火種，抗擊日寇的侵略。各路紅軍必須團結一致，擰成一股繩，才能突出重圍，戰勝敵人，開創停止內戰，全民抗戰，同仇敵愾，槍口一致對外的統一戰線嶄新局面，獲得中國革命最終的勝利。西路軍的失敗，悲壯而慘烈。那是一場歷史的悲劇，教訓深刻啊！

紅一方面軍也罷，紅二方面軍也罷，紅四方面軍也罷，都是黨領導下的武裝力量，都是黨的軍隊，都是黨的寶貴財富，都是革命的火種。手心手背都是肉。因為種種失誤而導致西路軍的全軍覆沒，都是值得後來者深刻地反思和檢討的。

西路軍的失敗，後果十分嚴重。經歷過長征走過來的，九死一生，活下來的兩萬多忠勇的紅軍將士，沒有倒在抗戰的戰場上，在西征的戰場上被國民黨軍閥以絕對的優勢兵力圍剿。結果是被俘的被俘，犧牲的犧牲，失散的失散。大批的被俘者被馬家軍殘忍地虐待和屠殺。這是黨的巨大損失，也是中國革命的巨大損失。教訓確實太慘痛了！

現在有人竟然提出這個問題，不知道是別有用心？還是對歷史的無知？是十分幼稚、荒謬、可笑的。

首先要說明的是張國燾，沒有參加紅軍的西征戰役行動！

在紅軍制定的軍事戰略思想中，紅軍的西征，是為了蘇聯政府的援助物資，和打通陝、甘、寧的包圍通道！

在西路軍的戰鬥中，河西戰役缺糧少彈，火力偏弱是敗於馬家騎兵的客觀原因。

臨澤縣城也丟了，總部後勤機關被馬家軍端了，紅軍此時只有一萬三千多人了。只是古浪戰役由於對馬家軍騎兵不瞭解，對馬家軍的野蠻頑強缺乏思想準備，按照打四川軍閥的路數佈置戰鬥。

1935年，10月。中央紅軍萬里長征從敵人的包圍圈中走出來，與陝北的劉志丹、謝子長的26、27軍會師，為中國革命找到了落腳點。

蔣介石不願看到共產黨得到地盤休養生息，也不願看到紅軍會合力量增強，同時還希望借剿共之機消耗地方軍閥的力量。

陝北紅軍兵力有限，只好從外部想法打亂敵人的部暑，組織剛剛結束長征的紅五軍、紅九軍、紅三十軍以及紅四方面軍總部渡過黃河，執行寧夏戰役計劃！

本應該趁敵防禦未成之時快速進軍，衝出河西，到新疆接受蘇聯口頭答應的軍事援助，但陝北面臨巨大的軍事壓力，孤軍在外的西路軍是唯一可以機動使用戰略力量，為配合陝北作戰，中央決定西路軍在永昌、山舟一帶建立永涼根據地。

馬家軍首先在古浪強攻，九軍損失慘重，被迫放棄古浪，西進永昌，接連被追擊而來的馬家軍騎兵蠶食，整個西路軍在永昌附近與敵纏鬥二十餘天，消耗了大量的物資和人員！

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通過協商，國共合作。共同抗日形勢已成，陝北軍事壓力減緩，中央又指示西路軍繼續西進，打通新疆國際通道！

原來，蔣介石返回南京後，很快就打發張學良去奉化面壁思過、讀書。調動重兵要解決掉西北軍和東北軍。

西路軍東進碰壁，無力突破，只得返回倪家營，固守了二十餘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