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朝代，不同統治者處置方法不一樣，比如唐李世民（魏徵就是前隋朝的 官員）就是歷史賢明君主之一，唯才是舉，愛護信任，用人所長等，包括李世民的父親就是前隋朝的官員。反之看北齊文宣帝高洋，是歷史上最臭名昭著的嗜殺君主之一（曾將自己妃子的大腿骨當做琵琶當眾彈奏）！

但相對來說，能夠改朝換代的人物，絕非一般人等，都是有著大肚量、大胸襟和大氣概的人，在這些人眼中，權利建立之初，像皇位的合法性（很多不都創造神蹟之類的來說明自己是出身正統，如高祖斬白蛇起義，是上天之子——天子），軍隊的忠誠度，國家經濟狀況，官員系統等。至於囚犯，一般的皇帝都會在登基之初大赦天下（免租，少收租，免進貢，釋放除死囚、謀反、欺君和部分政治犯之外的所有囚犯，總之與皇權相對抗的欽犯都不在赦免之列），至於官司麼，都大赦天下了（如在皇帝登基、皇帝駕崩、更換年號、皇帝生兒子、立皇后、立太子、皇帝打了大勝仗等情況下，常頒佈赦令。天下大亂或者自然災害，也會大赦，因為自然災害的時候，民不聊生，犯罪現象就會增多，所以皇帝就大赦天下），只要不牽扯到上述幾種人犯，都在赦免之列。

當然會。

首先，能夠在科舉考試中金榜題名，就一定是一個社會當中的頂尖人才。以進士科這個從隋唐時期一直延續到明清最主要的科舉科目為例，其錄取率其實一直都不高。用我們現在的眼光來看，難度比考上清華北大還要大。唐代時，進士科一般每次只錄取十幾個人。晚唐時期，有一次錄取20多人的。宋代時取士相對寬鬆，最多時一次可錄取1000多人。明清時期，一次錄取約400人左右。考慮到全國數十萬讀書人，再加上原則上不是每一年都有考試，一般是三年一次，特殊情況下會有臨時加試，有時候也會因為特殊原因取消考試，這個比例之低，由此可想而知。

其次，科舉在宋代以後就成為了官員產生的主要渠道，因此拉攏這些有科舉功名的人，實際上就是拉攏前朝的官僚階層。這對於維護新政權的穩定而言，有重要意義。

再次，科舉不僅僅是一個考試對於中國傳統社會來說，它還具有指標性的意義。在中國古代，主持科舉，實際上也就體現了新政權的合法性，並且表明了新政權對於儒家正統思想的推崇。承認之前的科舉合法性，也就意味著承認了自己對於天命的繼承，這樣的事情當然要做，而且要儘快做。明清兩朝，在開國不久之後就很快進行了科舉考試，其目的也就在此。

最後，在現實當中，不是承認不承認的問題，反而是這些前朝的遺老遺少是否樂意為新政權服務的問題。明代初年，上海的元代遺老秦裕伯，至正4年進士，不願接受朱元璋的徵召，死後被朱元璋封為上海城隍。清代初年，著名江南文人吳梅村，崇禎4年的榜眼，在明代滅國以後，一直在家鄉隱居，雖然清廷幾次請他出山，但他最終還是沒有前往赴任。他最有名的作品，就是在小說鹿鼎記當中引用的衝冠一怒為紅顏。中國儒家的正統學說，是講究忠君體國，從一而終的。一人侍奉兩朝，很容易留下把柄，為當時人乃至後人恥笑。有些人基於現實利益的考慮，也會選擇投靠新王朝。比如，清初的時候這樣的人就不少。但也有人在仔細權衡之後，拒不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