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把西周至春秋戰國時代的社會稱為“泛禮主義”的時代，或可視為一個“禮治社會”，這與西方所形成的“法理社會”是有著迥然不同的歷史風貌的。

周禮的核心是對宗法關係的維護。簡而言之，就是依靠血緣關係確立嫡長子繼承父位(大宗)，庶子分封(小宗)。王室如此，貴族如此，鄉民百姓也是如此，這樣就建立了“貴賤有等，長幼有差”的等級禮法制度。

這種制度的主要內容就是“尊尊”與“親親”。

“尊尊”是對長一輩或上級人員的一種禮法關係，強調的是對長輩或上級的“尊”，這種“尊”是從心理上的維護與敬重，即使長輩或上級的言語和行為與自己所想像的有很大出人，也要無條件地“尊”，這樣，以家族為基礎的上下級關係就得以確立。“親親”是對與自己有血緣關係的人的愛，由這種愛建立起一種樂融融的大家族。家族中人與人的關係就以相互的愛護為基礎，也就是我們現在所說的親情。這種親情(愛)是與生俱來的，維護這種親情的血緣關係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因此也成為禮法關係的基礎。

“尊尊”與“親親”的情感表現在生活方式與行為舉止上，就成為一套有規範性的“禮”。因此，周禮遠比我們今人所理解的“禮節”更為豐富、更為複雜，也更為寬泛。

宗法關係並不能保證社會各環節的運轉暢酒，所以要用法律加以維護，這就是法制，周代把法律一外納人禮制之中，認為服制禮制的一個延線。

周代的法律嚴格遵循維護宗法等級制度的原制，《禮記·王制》說:“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來，立君原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值測沒深之量以別之。”《禮記·大傳》也認為:“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廟嚴，宗廟嚴故重社稷，重社稷故愛百姓，愛百姓故刑罰中，刑罰中故庶民安。”可見，周代的法制是為了維護禮制的，並把法律定位於“經國家，定社稷，序人民，利後嗣”《左傳，隱公十一年》)

但是，周代對待禮義與法制還是有所不同的，他們認為禮義是上層社會成員能夠模範遵守的，因而禮義是上層社會成員的行為規範; 面社會的下層成員就不能很好地遵守禮義，其行為就要用法律來規範。

因此， “禮為有知制，刑為無知設”、“禮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是周代禮、法關係的實質，也正因為如此，這個時期法律對庶人的制裁相當嚴酷。

西周對犯人處罰的五刑可謂慘無人道，墨刑(黥刑)用刀刺刻犯人額頰等處，再除上墨作為懲罰的標記: 則刑要割去犯人的鼻子: 制刑(刖刑)即剁去犯人的雙足; 官刑是將犯人的生雅功能破壞: 大辟是死刑，執行手段有斬、焚(燒死犯人)、涼(將犯人放進熱水煮)、辜(肢解)、絞(縊殺)等等。

周禮制的基本理念，是維護建立在宗法血緣關係基礎之上的等級制度。如周代的官爵以所謂的“九命”來定貴賤等級，不同等級的貴族所擁有的住宅不同，所使用的禮器不同。所觀賞的樂舞不同，所享有的食物不同，所穿戴的衣服不同，所行為的舉止不同，如果一個人享用了超出自己身份的物質，就是“逾制”。

“逾制”就意味著不安於現狀，有謀反的企圖，所以孔子才有“人甘舞於庭，是可忍，孰不可忍”的慨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