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皇帝權力最大的莫過明清兩朝，之前皇權和相權是分立的，有時候皇權還不如相權管用。唐朝的中央政府是有權力打回皇帝旨意的，封駁。明的皇帝權力最集中，但有御史大夫，言官，可以風聞言事皇帝給他們的權力就是挑毛病，懟天懟地懟空氣，都不因言獲罪。至於說是文人風骨，我不願相信，我寧可相信是為了利益集團。

秦始皇創立了皇帝制度，規定了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利、地位、威望以及對所有人生殺予奪的大權。

可以說，秦始皇是皇帝制度的制定者，也是犧牲者。他是這個制度實驗的一隻白老鼠。

首先，皇帝制度本身存在悖論。

要知道夏商王朝自稱授命與天，他們敬天、法祖，所有大事幾乎都有要占卜決定，因此君權受神權制約。周朝分封各路諸侯，權力也受各諸侯國主制約。

秦始皇創立了皇帝制度，規定皇帝有至高無上的權力。皇帝至高無上就意味皇帝自己就可以恣意妄為，皇帝一旦恣意妄為，皇帝就成了皇帝制度毀滅者。

秦始皇就是個明證，他生前好大喜功，窮兵黷武，你會發現整個大秦帝國的官僚系統，處於靜默無聲的狀態，說白了，就是沒有人敢站出來說不。

秦王朝在統一六國的過程中，整個朝廷上下都充滿蓬勃向上的氣勢，為什麼秦完成統一後，朝廷上下一片死氣沉沉。

三公九卿呢？沙場宿將呢？宗親貴族呢？

整個秦王朝似乎只有李斯一個人在附會秦始皇胡作非為。就因為秦始皇無上權威，沒人敢質疑。

其次，皇帝授命與天，也受制於天

漢朝非常注重汲取秦朝之所以滅亡的經驗教訓。大儒董仲舒提出了皇帝授命與天，也受制於天的“天人感應”理論。大白話就是皇帝做得好的話，繼續做；做不好 上天會有感應，會出現災荒以預警；如果皇帝不重視上天的預警，意味著天命要改了，人民就可以起來革命。什麼是革命？“革命”就是革除天命。這時候就要王朝更替了。

所以晚年的漢武帝面對王朝治理危機，要放下身段釋出罪己詔。

因此作為授命與天的帝王是要接受天命的約束。

那天命是什麼？天命就是民意，因此帝王要善待民意。民意誰來反映，自然是士大夫階層。

因此經過董仲舒演化的儒家思想，在為大一統國家奠定“三綱五常”倫理基礎的同時，也為皇帝制度提出了約束機制。也就是為士大夫階層納諫進言，提供製度設計和理論基礎。

再次，士大夫階層身負使命。

董仲舒“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之後儒家的忠孝思想就成為整個社會奉行的準則，經過漫長的歲月的滲透，成為整個社會的潛意識，尤其是士大夫階層奉行的法則。

為國盡忠，敢於直言進諫，是士大夫階層的使命，目的很簡單就是約束皇帝權力。縱觀歷史這個約束作用是比較明顯的，造就了很多善於納諫的明君，但代價也很慘痛，敢於犯上直諫者，大抵也不會有好下場。尤其明朝，冒死進諫的大臣，被殺，被扒了褲子當眾廷仗者比比皆是。堂堂朝廷命官，顏面何存？

因此明朝皇帝和大臣博弈最激烈。萬曆皇帝幾十年不上朝歸根結底就是跟那幫朝臣槓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