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絳是江蘇無錫人，她是中國著名女作家、文學歲和外國文學研究家。楊絳通曉英語、法語、西班牙語，她48歲時才開始學西班牙語，是一位語言天才。楊絳的文具韻致淡雅，別具風格，為人們所喜歡。楊絳翻譯的《唐·吉訶德》被公認為最優秀的翻譯佳作，創作的劇本《稱心如意》，在舞臺上演出達60多年，為觀眾所喜愛，楊絳93歲出版散文隨筆《我們仨》，人們爭相傳閱。96歲的高齡還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邊上》， 2016年5月25日，楊絳逝世，享年105歲。

楊絳說過的一句話給我的印象深刻：“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簡樸的生活、高貴的靈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楊絳是一位注重內在精神的人，她的內心世界很精彩，內涵豐富，她的心靈是聖潔的，她有著一顆強大的內心。

楊絳熱心公益事業，尤其對母校感情深厚，楊絳把她與丈夫錢鍾書的稿費全部捐給了清華大學“好讀書”獎學金，人民文學社每年都會直接將稿費寄給清華大學，現在累計已近2000萬。錢鍾書、楊絳家中所藏存珍貴文物字畫，已於生前全部無償捐贈中國國家博物館。

透過楊絳的事蹟，我們看到的是她那一顆善良質樸的愛心，這個世界因為她這樣的人而變得更加美麗。楊絳的心胸是何等的寬闊，心中裝的是祖國和人民，值得我們學習，尤其是當今的年輕人更要以她為榜樣。

今晚在三聯的半月型專櫃前蹭書，蹭的是錢鍾書與楊絳二先生的書。都堪稱大智，書中警語格言觸目皆是。楊絳先生薄薄一冊書話名曰‘’‘隱身串門兒’，就令人茅塞頓開，拍案叫絕。

先生在自序中說，書如一個個私宅，讀書如挨家串門，不必經同意，不必要敲門，不必要主人同意，因為你是隱身進去，隱身遍覽，隱身出門，天知地知自己知一一真是太貼切的隱身患門兒！而且可以中外古今名家名作隨心所欲串！說的真是太好了！而那份讀書人獨有的天真得意令人忍俊不禁而大樂，看得笑起來，想，我不正是在隱身串門兒嗎？今晚還戴了帽子，渾身只露手臉，更像隱身人。

至此，不再說今晚兒蹭錢鍾書與楊絳先生的書，而是隱身去他們的書房串門兒。其實，一一翻閱他們的著作，哪兒是在串門兒，直是在智慧海洋暢遊，而且沉浸其中忘卻凡塵，有淨化精神淨身感。收穫多多，且打住，容後細說。

喜歡楊絳是因為她的樂觀精神和堅韌的性格。這也是她在唯一的女兒和丈夫相繼去世後，還能健康長壽的活到一百零五歲的原因。

楊絳樂觀和堅韌表現在文革期間，被造反派剃了陰陽頭，被派到廁所打掃衛生，一般的人恐怕精神都垮了，可是她還能挺住。

在打掃廁所的空隙時間學習西班牙語，並翻譯了西班牙作家賽萬提斯的作品《唐吉訶德》。在1986年獲得西班牙政府頒發“智慧國王阿方索十世勳章”。

她還是一位高產的作家，寫過小說《洗澡》散文隨筆集《幹校六記》、《烏雲與金邊》、《我們仨》、《走在人生邊上》、《將飲茶》、《隱身衣》等。

2001年楊絳先生把自己的稿費捐款給清華大學設立“好讀書”獎學金，到2014年已累計捐款1000餘萬元。

“人雖然渺小，人生雖然短促，但是人能學，人能修身，人能自我完善，人的可貴在人自身”。

《雜憶與雜寫》

被尊為先生的女作家楊絳文學作品讀後感

@#師者說# （益輝時評文章）

“歲月靜好是片刻，一地雞毛是日常，即使世界偶爾薄涼，內心也要繁華似錦，淺淺喜，靜靜愛，深深懂得，淡淡釋懷，望遠處的是風景，看近處的才是人生，唯願此生，歲月無恙；只言溫暖，不語悲傷 ……”

今天，讀到楊絳先生這段話，讓人感觸頗深，思緒萬千。有人說，春蠶吐絲，但留下了華貴絲綢；蠟燭燃盡，但留下一片光明；雷雨過去了，但留下了七彩霓虹。

縱觀楊絳先生的文學作品，流淌而出的無不是心裡話，胸中情，感人肺腑，熱人眼目。就像碗裡充滿五味雜陳的湯裡有苦，有甜，也有辛酸，也有讓我十分感動的地方。拜讀她的文章如飲甘醴，如登山則情滿於山，觀海則意溢於海，文中的學識和熱情，才氣四溢，正應了“腹有詩書氣自華”之語。

“先生”這個稱呼，在現代社會就是男人的代名詞。幾年前，105歲的女作家楊絳去世，訊息瘋轉了朋友圈，好多人看到“楊絳先生”這個稱呼，有點搞不明白，楊絳明明是個女作家，怎麼成了“先生”？按照字面理解，“先生”就是先出生的意思：男子，先生為兄，後生為弟。後來先生漸漸演變成男性的長輩，尤其是德高望重的長輩，由於年齡大，見多識廣，為教育後輩的榜樣的作用，因此，先生又賦予了老師的含義。

楊絳原籍為江蘇無錫，1911年7月17日生於北京，原名楊季康。是現代作家、翻譯家、評論家、學者。1932年畢業於蘇州東吳大學政治系。1941年開始文學創作，她的第一部劇作《稱心如意》。著有散文集《幹校六記》《將飲茶》等，譯有《堂·吉訶德》。

據有關作品描述，楊絳和錢鍾書第一次見面時，錢鍾書的第一句話就是：“我沒有訂婚。”楊絳答：“我也沒有男朋友。錢鍾書說：“我見到她之前，從未想到要結婚；我娶了她幾十年，從未後悔娶她；也未想過要娶別的女人。”1946年錢鍾書出版短篇小說集《人·獸·鬼》時，在自留的樣書上，為妻子寫下一句浪漫的話：“絕無僅有地結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錢鍾書母親跨說她：筆桿搖得，鍋鏟握得，在傢什麼粗活都幹，真是上得廳堂，下得廚房，入水能遊，出水能跳，鍾書痴人痴福。楊錢兩人在“文革”期間此起彼伏的批鬥中艱難地保住了性命，在席捲而來動盪的歷史環境下，字裡行間中沒有悲情，流露出珍貴的幸福，時時處處洋溢者溫情，流淌著暖流。

楊絳的現代文學語言是十分獨特的，也是非凡的。其沉定簡潔的語言，看起來平平淡淡，無陰無晴。然而平淡不是貧乏，陰晴隱於其中，經過漂洗的苦心經營的樸素中，有著本色的絢爛華麗。乾淨明晰的語言在楊絳筆下變得有巨大的表現力。有時把詞序變換一下，不符合常規，反倒更顯別緻耐讀。

比如《“小趨”記情》一文中的主角“小趨”是一條“河南窮鄉僻壤”的小黃狗，但“小趨”和楊絳夫婦有著深厚的感情，“我獨自一人看園的時候，小趨總和我一起等候默……在“文革”殘酷生存環境下，在敏感時代，在那段草木皆兵的恐慌歲月裡，狗的熱情和玩耍的姿態讓人感動，反映出作者處於逆境中仍不失熱愛生命的真誠。

正可謂“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飆塵”。在她的筆下，窮困潦倒的銀行小職員周大璋則寄住在舅舅家雜貨鋪裡的小破閣樓上。臥房兼廚房，沿牆雜亂，鍋碗瓢盆，與陳設富麗的張祥甫家客廳形成鮮明的反差。

“借錢坐了一趟出洋的大輪船，外國最便宜的地方混上一年半載？借的錢還不知幾時能還，麵粉酸，糙米盡，一家人溫飽都難以解決。正如周大璋所言“人家有田地房產，咱們呢？頭頂上沒一片瓦，腳底下沒一寸土。”

換句話說，作為城市底層百姓正處於“無米之炊”的窘迫物質生存困境中。楊絳先生為我們展現了底層人們日常化意義世界裡的真實。也就是說，楊絳尤為關注城市底層百姓艱苦的生存狀態，用悲憫的眼光去掘發市民階層及底層人物在現實社會中存在的苦難困境。

又比如《丙午丁未年紀事》中有一句話：“登臺就有高帽子戴。”通常也許會說“登臺就得戴高帽子”，因這分明是被迫。但楊絳這句話說得有點喜氣洋洋的氣氛，令人想起“拜年就有壓歲錢”之類。這與當時的環境完全不合拍，只好當成一句反話來讀：不僅表現出作者身處其境的哭笑不得的無奈心情，也隱含了她對待那時環境的解構態度。平平八個字，平靜中有抗議，調侃中有悲哀，很有韻味。有時明淨到有些冷，但由於滲入詼諧幽默，便平添幾分靈動之氣。因而使靜穆嚴肅的語言自有生機，安靜而不古板，活潑而不浮動，靜中有動，動還是靜。沉靜詼諧中有沉著老到、雍容優雅的氣派，鋒芒內斂後的不動聲色，有種靜穆超然的中和之美。

文章寫老王的幾個生活片斷。老王一輩子很苦。靠一輛破舊的三輪車活命。“文革”期間載客的三輪車被取締，他的生計就更加窘迫，只能湊合著打發日子。他打了一輩子光棍，孤苦伶仃。他住在荒僻的小衚衕裡，小屋破破爛爛的，眼睛又不好，他的一生淒涼艱難。但是老王心好，老實厚道，有良心，關心人。他需要錢，可是他做生意從不多收一分錢，而且非常講感情，講仁義，常願意盡義務，或者少收錢。 任何邪風對老王都沒有絲毫影響。他照樣尊重作者夫婦倆。他認準他們是好人，知恩必報，臨死也要去謝謝好心人。作者筆下的老王雖然窮苦卑微，但是精神上沒有受到任何汙染，他一本做人的道德良心，是極其純樸的好人。

小說詩歌文學作品寫到“文化大革命”，那是荒唐的動亂的年代。學術權威被認作 “反動學術權威”，被造反派打翻在地，踩在腳下。

文革中“傷情文學”和傷痕文學”，筆者讀過不少，但是像楊絳這樣不卑不亢，悲喜自然的作品並不多見。

1978年，揭示“文革”對人民精神戕害的文學創作形成一種浪潮，如盧新華的《傷痕》、張賢亮的《靈與肉》等，述說了一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反思“文革”的心靈史記錄，文學史上稱之為“傷痕文學”，而《班主任》被視為“開山之作”。作家劉心武表示，“傷痕文學”更多是表達思想、看法、觀點，而不是真正在文學本體上進行深入挖掘。事實上，當文學不斷進展，進而要求創作真正回到文學本體時，光是表達對社會生活的看法已遠遠不夠，“傷痕文學隨著時代的發展自然就消融了”。

改革開放給華人帶來的，不僅是物質生活上的富足，還有個體思想和生活空間的擴大。 自從1978年開始，隨著經濟社會的變革，《當代》《十月》《花城》《大家》等文學刊物紛紛問世，並迅速成為文學創作成長的沃土。“傷痕文學”之後，改革題材作品大量湧現，從張潔的《沉重的翅膀》到柯雲路的《新星》，引發了輿論的廣泛關注。《新星》以反映現實問題、直面社會矛盾的先鋒文學形象問世，其改編的同名電視劇在當時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度和收視率。

1986年，路遙的《平凡的世界》將日常生活與巨大社會衝突交織在一起，展示了普通人在大時代歷史程序中所走過的艱難曲折的道路。這部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不僅贏得文學界的認可，更在讀者中引發強烈共鳴，成為當年的“爆款”。中國文學日益向文學本體迴歸，更加偏向純文學方向。上世紀80年代中後期開始，餘華、蘇童、劉索拉、阿城、格非等一批優秀作家先後推出了他們的“黃金”作品。

1985年，莫言在《中國作家》發表了中篇小說《透明的紅蘿蔔》，用瑰麗奇譎的想象為新時期文學添加了精彩的一筆，也擴充套件了新時期小說的創作空間。莫言一舉成名，27年後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原因是其作品的“魔幻現實主義融合了民間故事、歷史與當代社會”。

這一歷史時期中作家們不斷拓展著“自我”的境界，把“小我”融入家國情懷和民族憂歡，融入人民創造歷史的熱潮和民族復興的洪流。由“無我”“非我”到“自我”，由“自我”“小我”到“大我”，文學的創作主體終於找到了自己的藝術定位與歷史定位，這正是多年來文學創作個性凸現、文學格局厚重雄渾的奧秘所在。

楊絳先生在她最後的日子寫道：我今年一百歲，已經走到了人生的邊緣，我無法確知自己還能往前走多遠，壽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淨這一百年沾染的汙穢回家 ……

楊絳在《我們仨》中這樣說：如果沒有病魔，一家人平平淡淡，但過得開開心心，楊絳在《我們仨》中這樣寫道：

“我們這個家，很樸素；我們三個人，很單純。我們與世無求，與人無爭，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我卻覺得我這一生並不空虛；我活得很充實，也很有意思，因為有我們仨。”

1997年，在醫院臥病的錢瑗給媽媽拜年，寫了一首打油詩：牛兒不吃草，想把娘恩報。願採忘憂花，藉此謝娘生。3月3日，楊絳見了女兒最後一面，悲慟說道：“安心睡覺，我和爸爸都祝你睡好。”次日錢媛去世，白髮人送黑髮人，可以想像這位老人是怎樣的痛徹心扉。

一年之後，她唯一的伴也走了。錢鍾書臨終前，楊絳附他耳邊說：“你放心，有我吶！”楊絳說“鍾書逃走了，我也想逃走，但是逃到哪裡去呢？我壓根兒不能逃，得留在人世間，打掃現場，盡我應盡的責任”。“我們三人就此散了，就這麼輕易地失散了。”即便“我們仨走散了”，即便天人兩隔，楊絳的文字裡也並不見憤怒，不見慟哭，只有對家人訴不完的思念深情。

2016年，5月25日凌晨，105歲楊絳“打掃了現場”，在不要搶救的囑咐裡，她那帶著靈魂“回家”了。

“我和誰都不爭，和誰爭我都不屑。我愛大自然，其次就是藝術，我雙手烤著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準備走了。”

……

楊絳非常喜歡自己翻譯的這句英國詩人蘭德的詩句，這也是她內心的寫照。楊絳先生淡薄名利，一生做的最大的官就是在季玉先生的推薦下，做過振華中學上海學校的校長，終其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