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麼說吧；因為老一輩人的思想比較保守的，被我們年輕人的想法嚇到了；然後就是要努力的強調禮數和倫理試圖恢復秩序，宋代手工業和商業發展迅速,使“重農抑商”的中國社會受到衝擊,與之相連的宗法禮教也受到挑戰.同時,由於宋太祖“重文輕武”,立碑不殺士大夫,讓宋朝成為中國歷史上思想相對開放的年代.在這種思想界的統一與平衡被打亂的情況下,以程顥、程頤兩兄弟為首開創了“理學”,提出“天者,理也”,將事理推至萬物根源.之後的朱熹繼承併發揚其學說,將“理”解釋為倫理綱常,以扶正社會風氣.

在朱熹的觀點中，天理意味著夫妻和飲食，人慾則是三妻四妾和山珍海味，這一點很多人都清楚。這本身是有哲學理論依據的。

先秦時期，儒家的天人理論之中，性、情、心三者的體系是百家之中所獨具的，它們不僅僅是人性論，而且涉及到了人的認識論和研究世界的方法論。

早期人性論裡面，孟子的思想最具體系化，走得是內在之路從而上達天道；荀子的思想也很具體系化，走得是《易傳》和《家語》的外在之路上達天道。所以，孟子的思想近似“性與天道”，荀子的思想近似“夫禮必本於大一”（或太一）。

楊雄和董仲舒、王充都可以看作是性善惡混說，同時吸收了孟子和荀子的觀點又有所區別，到了韓愈的學生李翱，終於進行了性善情惡的劃分。早先的魏晉玄學時期，則有有情和無情之爭。顯然，情惡基本成了普遍共識。

天理和人慾的對立，就是為了針對有情和無情之爭。它首先肯定了性的善，這意味著理；其次是人慾和情的來源，為氣；理和氣一起，生成萬物包括人。這樣一來，宋明理學肯定了人本身不可能擺脫惡的一面，即不可能擺脫掉人之情。因為，人之情和慾望也是天地本質的一部分。人所能做的，是漸漸除去過多的慾望，保持合理的慾望，就可以了。

在古代的社會，哲學思想本身會反過來和政治觀念相輔相成。

朱熹治過水災，見過民不聊生流離失所的樣子，也見過群臣歌功頌德而不顧民間疾苦的樣子。在這個時期，他告訴親朋，自己上批評皇帝趙昚和右相王淮的奏摺已經做好了面對危險的準備。

這樣的情況下，他堅持從天理滅人慾的觀點是理所當然的，因為統治階級真的是朱門酒肉臭，而民間百姓也真的是路有凍死骨。

皇帝喜歡佛教，士大夫階層也喜歡佛教，但可悲的是，他們並沒有悲天憫人的心。趙昚可以給自己的父親花一千萬養老，卻只願給朱熹湊三十萬賑災，這遠遠達不到朱熹的百萬預期。

朝廷的腐敗昏庸，在北宋神宗時期已經體現出來，二程和王安石早期沒有決裂並堅持慶曆新政的變法成果，繼續熙寧變法時，吏治就是一個極為嚴重的困境。所以，朱熹這句話仍舊是針對吏治的問題而發，但是他六次彈劾唐仲友卻沒有效果，才意識到朝廷終於腐敗到極點了，請辭卻又不被准許。譬如朱熹動身的時候，一切東西加起來不過數擔，而唐仲友還鄉的時候，僅僅是衣物行李擔子就數百之多。

朱熹後來的一大罪，就是違抗皇帝的命令拒不赴任當官，以及藐視朝廷官員邀請他出任地方職務，並辱罵之。可以說，他在腐敗的朝廷中舉步維艱，辭職又不被允許。存天理滅人慾是他當時在奏摺中反覆對趙昚的規勸，以致於趙昚後來極度厭惡朱熹——別的人都在唱讚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