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想國》中，柏拉圖設計了一幅正義之邦的圖景：國家規模適中，以站在城中高處能將全國盡收眼底，華人彼此面識為度。柏拉圖認為國家起源於勞動分工，因而他將理想國中的公民分為治國者、武士、勞動者3個等級，分別代表智慧、勇敢和慾望3種品性。治國者依靠自己的哲學智慧和道德力量統治國家；武士們輔助治國，用忠誠和勇敢保衛國家的安全；勞動者則為全國提供物質生活資料。3個等級各司其職，各安其位。在這樣的國家中，治國者均是德高望重的哲學家，只有哲學家才能認識理念，具有完美的德行和高超的智慧，明瞭正義之所在，按理性的指引去公正地治理國家。治國者和武士沒有私產和家庭，因為私產和家庭是一切私心邪念的根源。勞動者也絕不允許擁有奢華的物品。理想國還很重視教育，因為國民素質與品德的優劣決定國家的好壞。
柏拉圖甚至設想在建國之初就把所有10歲以上的人遣送出國，因為他們已受到舊文化的薰染，難以改變。全體公民從兒童時代開始就要接受音樂、體育、數學到哲學的終身教育。教育內容要經嚴格選擇，荷馬、赫西俄德的史詩以及悲劇詩人們的作品，一律不準傳入國境，因為它們會毒害青年的心靈。柏拉圖自稱這是“第一等好”的理想國，其他的政體都是這一理想政體的蛻變。理想政體由於婚配的不善引起3個等級的混雜，導致爭鬥，軍人政體（Timocracy）隨之興起。軍人政體中少數握有權勢者聚斂財富形成寡頭政體（Oligarchy）。貧富矛盾的尖銳化導致民眾的革命，產生民主政體（Democracy）。民主政體發展到極端時又會被僭主政體（Tyranny）所取代。
《政治家篇》約作於柏拉圖後兩次去敘拉古之間（公元前367～前361），這是他在敘拉古的政治實踐受到挫折，思想發生變化的時期。《政治家篇》主旨是討論真政治家及政治的定義。柏拉圖在這篇對話中提出了政治中道、混合的概念；首次明確論述了法律的作用並以法律作為劃分政體的標準。他認為，真政治家（哲學王）無需用法律統治，但現實中真政治家極為罕見，即使有真政治家，法律也還有一定的作用。因為政治不僅是一種藝術，亦是一門科學。法律對於政治家，猶如教練和醫生的訓練方案和處方一樣，法律雖然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實踐中卻是必要的。
柏拉圖在其最後的作品《法律篇》中進一步發揮了關於法律的作用的思想。從理想出發，他推崇哲學王的統治，“沒有任何法律或條例比知識更有威力”；從現實出發，他強調人類必須有法律並且遵守法律，否則他們的生活將如同最野蠻的獸類。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他在12卷的《法律篇》中，設計了他的“第二等好”的城邦，包括地理環境、疆域大小、人口規模與來源、國家經濟生活、階級結構、政治制度、法律等細則。由於指導思想的變化，第二等好的城邦與《理想國》中的正義之邦相比，在具體措施上有很大區別。主要有：政治制度由哲學王執政的賢人政體轉為混合政體，以防止個人專權。《理想國》主張統治者實行公產、公妻、公餐、公育制，《法律篇》則恢復了私有財產和家庭。《理想國》中劃分公民等級是依照其先天稟賦的優劣，而《法律篇》則是按照後天財產的多寡。
在《理想國》中，柏拉圖設計了一幅正義之邦的圖景：國家規模適中，以站在城中高處能將全國盡收眼底，華人彼此面識為度。柏拉圖認為國家起源於勞動分工，因而他將理想國中的公民分為治國者、武士、勞動者3個等級，分別代表智慧、勇敢和慾望3種品性。治國者依靠自己的哲學智慧和道德力量統治國家；武士們輔助治國，用忠誠和勇敢保衛國家的安全；勞動者則為全國提供物質生活資料。3個等級各司其職，各安其位。在這樣的國家中，治國者均是德高望重的哲學家，只有哲學家才能認識理念，具有完美的德行和高超的智慧，明瞭正義之所在，按理性的指引去公正地治理國家。治國者和武士沒有私產和家庭，因為私產和家庭是一切私心邪念的根源。勞動者也絕不允許擁有奢華的物品。理想國還很重視教育，因為國民素質與品德的優劣決定國家的好壞。
柏拉圖甚至設想在建國之初就把所有10歲以上的人遣送出國，因為他們已受到舊文化的薰染，難以改變。全體公民從兒童時代開始就要接受音樂、體育、數學到哲學的終身教育。教育內容要經嚴格選擇，荷馬、赫西俄德的史詩以及悲劇詩人們的作品，一律不準傳入國境，因為它們會毒害青年的心靈。柏拉圖自稱這是“第一等好”的理想國，其他的政體都是這一理想政體的蛻變。理想政體由於婚配的不善引起3個等級的混雜，導致爭鬥，軍人政體（Timocracy）隨之興起。軍人政體中少數握有權勢者聚斂財富形成寡頭政體（Oligarchy）。貧富矛盾的尖銳化導致民眾的革命，產生民主政體（Democracy）。民主政體發展到極端時又會被僭主政體（Tyranny）所取代。
《政治家篇》約作於柏拉圖後兩次去敘拉古之間（公元前367～前361），這是他在敘拉古的政治實踐受到挫折，思想發生變化的時期。《政治家篇》主旨是討論真政治家及政治的定義。柏拉圖在這篇對話中提出了政治中道、混合的概念；首次明確論述了法律的作用並以法律作為劃分政體的標準。他認為，真政治家（哲學王）無需用法律統治，但現實中真政治家極為罕見，即使有真政治家，法律也還有一定的作用。因為政治不僅是一種藝術，亦是一門科學。法律對於政治家，猶如教練和醫生的訓練方案和處方一樣，法律雖然在理論上是荒謬的，在實踐中卻是必要的。
柏拉圖在其最後的作品《法律篇》中進一步發揮了關於法律的作用的思想。從理想出發，他推崇哲學王的統治，“沒有任何法律或條例比知識更有威力”；從現實出發，他強調人類必須有法律並且遵守法律，否則他們的生活將如同最野蠻的獸類。在這一思想指導下，他在12卷的《法律篇》中，設計了他的“第二等好”的城邦，包括地理環境、疆域大小、人口規模與來源、國家經濟生活、階級結構、政治制度、法律等細則。由於指導思想的變化，第二等好的城邦與《理想國》中的正義之邦相比，在具體措施上有很大區別。主要有：政治制度由哲學王執政的賢人政體轉為混合政體，以防止個人專權。《理想國》主張統治者實行公產、公妻、公餐、公育制，《法律篇》則恢復了私有財產和家庭。《理想國》中劃分公民等級是依照其先天稟賦的優劣，而《法律篇》則是按照後天財產的多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