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與馬，共天下。雖說是形容東晉時期朝堂的權力分配的，但實際上，這種權力搭檔的格局在西晉的時候就已經形成了。只不過，在東晉時，王與馬是以王為主導，而在西晉時，則是以馬為主導。既然題目中問到了“司馬睿是如何在王導的輔佐下化龍稱帝的”，那麼我們就要從頭來看，瞭解一下王與馬權力搭檔格局的形成。
在八王之亂中，最後的勝利者是東海王司馬越，但是司馬越與其他的七王相比，只是司馬家的一個旁支而已，他跟晉惠帝的關係其實已經非常疏遠了（司馬越的爺爺司馬馗是晉惠帝的曾祖父司馬懿的四弟），所以司馬越對於政權的掌握是非常不穩固的（憑什麼你掌權），所以司馬越需要得到社會的認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西晉政權中的高門士族的認可。而這時候，有一個人也懷著同樣的想法，與他相遇了，這個人就是王衍。王衍是琅琊王氏在西晉朝堂上的代表人物，但是王衍也已經很清楚地看到了西晉的走向，所以為“門戶計”，他必須要為自己的家族找到退路。但是隻是一個家族找退路的話，力量是非常微薄的，所以家族必須要依附在權力上，才能為將來找到出路。於是，司馬越與王衍就這樣走到了一起。司馬越需要王衍的名聲，以及他背後所代表的門閥士族的支援，而王衍則需要司馬越所掌握的權力，以便為自己的家族找到可靠的依附。這樣，第一代的“王與馬”的權力結構就組成了一起。當時，王衍就讓弟弟王澄為荊州刺史，族弟王敦為青州刺史，然後王衍得意地跟兩個弟弟說：“荊州有長江、漢水的堅固，青州有背靠大海的險要。你們兩個鎮守外地，而我留在京師，就可以稱得上三窟了。”從這個角度來講，第一代的“王與馬”，實際上是王依附在馬的身上，進行家族的退路的佈置。
但是，時代和形勢的發展遠遠超出了王衍的預計，他的“狡兔三窟”的計策並沒有產生太大的作用。而“王與馬”卻在當時司馬越的小弟琅琊王司馬睿和王衍的族弟王導之間重新產生了。當初，司馬越為了自己後方的穩固，派司馬睿作為他的一個代表，去經營江南。司馬睿就這樣與王導一起來到了江南，結果正是這個當初不經意的一個決定，又為晉王朝延續了百年之久。在第二代“王與馬”的權力結構中，由於馬本身的資歷、聲望、實力等等都不如第一代的馬，所以他並不能真正地經營好江南這塊地盤。這時候他需要江南本地的門閥士族來支援他，而這些門閥士族對於司馬氏的晉王朝是天然存在敵視情感的，因為在不到40年前，晉王朝的軍隊就突破了長江，進入了他們東吳王朝的首都建鄴，這種亡國的切膚之痛還一直存在在他們的心目中。所以，江南士族對於北方來的這麼一個朝廷的閒散宗室，根本提不起興趣來。這時候，就需要另外一個高門士族在司馬氏和江南士族之間起調解作用了，這就是同樣從北方來的琅琊王氏。琅琊王氏作為司馬氏和江南士族之間的潤滑劑具有天然的優勢，一方面，他跟司馬睿之間的感情很深，兩人在琅琊的時候就是上下級的關係，甚至是平等合作的關係，從一定程度上來說，琅琊王氏是能夠代表司馬睿發號施令的。另一方面，江南士族跟琅琊王氏之間的矛盾並沒有和司馬氏之間的矛盾那麼深，同時他們又都是高門士族，無論是在文化上，還是在志向上，甚至是在對權力的看法上觀念都是比較一致的，他們之間是有共同語言的，所以，琅琊王氏才能夠成為司馬氏政權和江南士族之間的潤滑劑。
一旦司馬睿和江南士族取得合作，司馬睿稱帝的基礎就存在了，這時候，司馬睿自然就可以等西晉王朝的那幾個小傀儡死了之後，順順利利地稱帝了。
王與馬，共天下。雖說是形容東晉時期朝堂的權力分配的，但實際上，這種權力搭檔的格局在西晉的時候就已經形成了。只不過，在東晉時，王與馬是以王為主導，而在西晉時，則是以馬為主導。既然題目中問到了“司馬睿是如何在王導的輔佐下化龍稱帝的”，那麼我們就要從頭來看，瞭解一下王與馬權力搭檔格局的形成。
在八王之亂中，最後的勝利者是東海王司馬越，但是司馬越與其他的七王相比，只是司馬家的一個旁支而已，他跟晉惠帝的關係其實已經非常疏遠了（司馬越的爺爺司馬馗是晉惠帝的曾祖父司馬懿的四弟），所以司馬越對於政權的掌握是非常不穩固的（憑什麼你掌權），所以司馬越需要得到社會的認可，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西晉政權中的高門士族的認可。而這時候，有一個人也懷著同樣的想法，與他相遇了，這個人就是王衍。王衍是琅琊王氏在西晉朝堂上的代表人物，但是王衍也已經很清楚地看到了西晉的走向，所以為“門戶計”，他必須要為自己的家族找到退路。但是隻是一個家族找退路的話，力量是非常微薄的，所以家族必須要依附在權力上，才能為將來找到出路。於是，司馬越與王衍就這樣走到了一起。司馬越需要王衍的名聲，以及他背後所代表的門閥士族的支援，而王衍則需要司馬越所掌握的權力，以便為自己的家族找到可靠的依附。這樣，第一代的“王與馬”的權力結構就組成了一起。當時，王衍就讓弟弟王澄為荊州刺史，族弟王敦為青州刺史，然後王衍得意地跟兩個弟弟說：“荊州有長江、漢水的堅固，青州有背靠大海的險要。你們兩個鎮守外地，而我留在京師，就可以稱得上三窟了。”從這個角度來講，第一代的“王與馬”，實際上是王依附在馬的身上，進行家族的退路的佈置。
但是，時代和形勢的發展遠遠超出了王衍的預計，他的“狡兔三窟”的計策並沒有產生太大的作用。而“王與馬”卻在當時司馬越的小弟琅琊王司馬睿和王衍的族弟王導之間重新產生了。當初，司馬越為了自己後方的穩固，派司馬睿作為他的一個代表，去經營江南。司馬睿就這樣與王導一起來到了江南，結果正是這個當初不經意的一個決定，又為晉王朝延續了百年之久。在第二代“王與馬”的權力結構中，由於馬本身的資歷、聲望、實力等等都不如第一代的馬，所以他並不能真正地經營好江南這塊地盤。這時候他需要江南本地的門閥士族來支援他，而這些門閥士族對於司馬氏的晉王朝是天然存在敵視情感的，因為在不到40年前，晉王朝的軍隊就突破了長江，進入了他們東吳王朝的首都建鄴，這種亡國的切膚之痛還一直存在在他們的心目中。所以，江南士族對於北方來的這麼一個朝廷的閒散宗室，根本提不起興趣來。這時候，就需要另外一個高門士族在司馬氏和江南士族之間起調解作用了，這就是同樣從北方來的琅琊王氏。琅琊王氏作為司馬氏和江南士族之間的潤滑劑具有天然的優勢，一方面，他跟司馬睿之間的感情很深，兩人在琅琊的時候就是上下級的關係，甚至是平等合作的關係，從一定程度上來說，琅琊王氏是能夠代表司馬睿發號施令的。另一方面，江南士族跟琅琊王氏之間的矛盾並沒有和司馬氏之間的矛盾那麼深，同時他們又都是高門士族，無論是在文化上，還是在志向上，甚至是在對權力的看法上觀念都是比較一致的，他們之間是有共同語言的，所以，琅琊王氏才能夠成為司馬氏政權和江南士族之間的潤滑劑。
一旦司馬睿和江南士族取得合作，司馬睿稱帝的基礎就存在了，這時候，司馬睿自然就可以等西晉王朝的那幾個小傀儡死了之後，順順利利地稱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