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藩，字伯涵，號滌生，宗聖曾子七十世孫，中國近代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並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諡號“文正”，後人稱之為“曾文正”。

在曾國藩考中進士以後，按理說處於春光燦爛的時刻，至少得驕傲自豪一大陣子，而此時極為鎮定冷靜的曾國藩卻與眾多中舉的進士大為不同，文正在踏入進士的路上，也將精力放在自我性格的修養上，雖然這種做法於出家人走很大的區別，但其仍然清規戒律，以求達到某種超脫的境界。這是一種自我境界的修煉，也是一種對內心的考驗，其核心內容就是進行自我批判和反省。最後加以改正完善。

可能由於官場的爾虞我詐，文正做到衣錦還鄉之後，在家鄉呆了一段時間之後，為了對自我改造有跡可尋，文正深入大自然尋求可以獨立改造自己的環境，仕途上的成功鼓舞了這位仁人志士，並追求成為一代鴻儒、哲聖。

在鴉片戰爭的硝煙中，文正自始至終將精力放在提升自我的理學思想上，追求自我的完善，這對於一名年輕的志士來說，在國家遭受外人侮辱之下，其一味地實現自我思想境界的提升，琢磨為人之道，有點躲進小家碧樓的感覺，當然倘若其為清政府出謀劃策估計也於事無補。

鴉片戰爭越發嚴重，國家也危在旦夕，文正的理學造詣也更上一層樓，並找到在理學方面造詣更為深厚的唐鑑尋求處世之學，在另一方面也並沒有放棄對自我的總結和反省。這位大師為文正的理學學習注入新的活力，唐鑑建議他更專注義理之學。於是，文正又專注於他的理學之旅。

不過對文正來說，致力於理學的研究、再造對其來說十分的困難，因為文正身上的毛病實在是太多了，可能與大多數常人凡夫俗子差不了多少。

或許許多人身上都有這種習慣，對文正來說，同樣如此，改掉這些毛病堪比登天，但文正意識到按照理學的發展規律，如若自己不能加以改正，就會一無是處。因此他喊出了一句極端的口號：不為聖賢，即為禽獸。此話令別人頗難理解，對他本人卻很貼切。

文正是一個愛生活的男人，但其為了所謂的理學，他只得時刻跟自己過不去。夫妻性生活，若有忘情之時，超出了規範，他便譴責自己“房闥大不敬”。

在文正的時代，無人敢提倡人慾的橫流和個性的張揚，曾國藩每每照鏡子都會看到自己一身的缺點，便以聖賢為樣不斷地完善自己並逐漸趨於聖賢的腳步。

曾國藩不僅時刻檢點自己的言行，也看不慣別人的毛病。他好為人師，隨時隨地勸誡，與人共勉。

曾國藩難得之處，在於得道之時，力戒驕矜。他把做人的功夫練到了家。同鄉京官及進京應試的舉子，遇到生病或缺錢，都來求助於他。曾國藩說：“銀錢則量力資助，辦事則竭力經營。”於是人人說他厚道。

可以說是曾國藩將人做到了極致，文正此後理學方面發展迅速，門生眾多，擁有了站立根腳的資本，在當時的社會，政治動盪，人心不古，但從一個窮鄉僻壤走出來的貧寒書生，致力於理學之道的研究，深諳為人處世之道，並憑藉在其上取得的成功和自身俱帶的運氣衝出了一天康莊大道，為其今後在官場上的飛躍奠定了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