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一生只有“變法”二字。

這個變法，給他自己鋪就了一條不歸路。

不過人生高光時刻，他哪能甘心放下。他成名於變法，譭譽於變法，斃命於變法。

他近乎斷子絕孫式的重刑罰、推新法，結果未至子孫，自己先葬身在“五牛分屍”的極刑中。

個人認為，秦惠文王是在舊恨新仇，加君權鞏固的需要下，做出的這個決定。

我們來分別說說秦惠文王和商鞅之間的那些事。

秦孝公時期，也就是秦惠文王還是太子的時候，商鞅堅持秦國遷都咸陽。太子不同意，對變法說三道四，商鞅就殺雞儆猴，對秦孝公說“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堅決要法辦太子以警示天下。

這可是一樁能秒上“熱搜”的新聞，絕對能彰顯新法必行的政策力度。於是太子就成了商鞅手中的一顆棋子。

雖然後來以處罰太子老師公子虔和公孫賈了結此案，但受辱的太子，鼻子被割、臉上刺字的兩位老師，就成了有著共同仇恨目標的幫派，這個幫派：

恨他商鞅，絕對不是三兩天！

具體情形是怎樣，我們不得而知。但秦孝公真的對新法推行，堅決到要改世襲為禪讓的程度嗎？未必。

此舉多半有其用意：一方面是給太子以警告，表明自己的變法遺志堅定；另一方面，商鞅當時因變法而勢力和名聲過大，秦孝公死後，太子能否掌控商鞅，保住嬴姓君權，秦孝公有著擔憂。此舉其實試探商鞅的野心，大過於信任的。

這對秦惠文王來說，釋放了一種危險的訊號。

雖然商鞅經住了考驗，拒絕了秦孝公的傳位之意，但當他處在人生至高點時，自比五羊皮百里奚，人前得意之極，他是根本感覺不到自己死期將至的。

即使被秦惠文王削官返回封地，他仍不避風頭，出行儀仗隊伍，和諸侯的規格都差不多，自然就更給秦惠王文以判斷：他回封地後，積蓄力量，謀君篡位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殺之以絕後患”就成為他唯一不二的決定。

商鞅因此名聲大噪，至今我們提到變法，都是以“商鞅變法”為主。可見，在當時人們更是隻知道有“商君之法”，而不提“秦王或秦國之法”。商鞅的勢力，在秦孝公的時候就已經形成，而且他肯定不是一個人，而是一個派系的勢力。

功高蓋主，是哪個君王都不能容忍的事情。對於秦惠文王，他執政之初最首要的事情，不是發展，而穩定，穩定自己的君權。

如果說局勢需要，繼續任用商鞅，穩步推進變法，豈不是更合理？而事實上，商鞅即使被幹掉，秦惠文王在如此眾多的反對意見下，仍然沿用的還是商鞅的一套做法。這也就更證明了：

秦惠文王目的，不在於平民怨、聽呼聲，而僅僅在於容不下商鞅這個人。

可嘆商鞅，執著於建立功名。從衛國、魏國，輾轉來到秦國，託人三番五次進諫，自己的政治見解，從建立順民意的帝王之道，最後妥協到投秦孝公所好，推行逆民意而上、速見成效的霸王之術。

秦王急功近利，商鞅也好大喜功，聰明反被聰明誤。雖然歷史的車輪被他推動加速前進，但他自己也未能善終其身。

當商鞅被五牛刑車套住之時，他內心是否有作繭自縛的悔恨，還是早已堅定從容地看淡生死，我們已經無從揣測。

但秦國後來一統天下的功勞簿上，商鞅這個名字，是誰都無法抹去的。

秦惠文王執政初期，之所以處死商鞅，既有君權和政局的需要，還有一點那就是他不信任商鞅。這是他殺商鞅的根本原因。

眾所周知，秦孝公晚年，因為害怕嬴駟不能繼承變法的精髓，使秦國變法半途而廢，他是有意傳位給商鞅，因為商鞅是這場變法的策劃與執行者。

而嬴駟繼位，雖然是合法的，被秦中國人認同的，但是秦孝公認為他對變法的精髓理解的不夠透徹。

商鞅除了是大秦的左庶長，他還是秦國的駙馬。在秦國，駙馬也是秦國的家人，不存在歧視。所以，他繼位也是可以的。

而且晚年的秦孝公給了商鞅至高無上的權利，即便他死後，也給留下了許多的暗中力量，而被流放過的嬴駟此時剛剛回到朝中，沒有自己的實力。更沒有辦法與商鞅抗衡。

所以，殺商鞅有助於自己君權的集中與控制。

秦孝公生前，為了秦國的大局考慮，把流放在外的太子嬴駟接回宮中，加以培養。

當時的太子少傅也因為教導太子不利而被刺字流放。太子的伯父公子贏虔也因此被割掉了鼻子。從此不願面見世人。

所以，太子嬴稷回國以後，他在朝中的勢力因為自己全都給作死了。

因此，當商鞅掌控秦國的大權時，他處處小心謹慎。見了商鞅甚至還以晚輩之禮見之。

有關秦國的政治，只要是商鞅提出的，他無不照準，就像一個受氣的小媳婦，處處忍讓。因為自己沒權，國中尚有老士族想要恢復舊制，朝中勢力表面平靜，實則暗潮洶湧。

此時的嬴駟說他是處處依賴商鞅，倒不如說他如履薄冰，事事小心。因為身邊沒有一個可信任的人，所以，只好對商鞅百般忍耐。

親疏有別，公子贏虔是嬴駟的伯父，而自己從小受到伯父的教導。當年他觸犯法律以後伯父因他而受到酷法制裁被割掉了鼻子。

因此嬴駟在信任贏虔的基礎上又多了幾分愧疚。

君王也是有血肉之軀的平常人，在嬴駟心裡，商鞅與贏虔，自然是贏虔更可信一些。

也是贏虔才能讓他放下戒心，而商鞅對於嬴駟就只是那個用秦國律法迫使自己遠離朝廷的惡人。這個私仇必然要報。

所以，嬴駟對商鞅不信任甚至是怨恨的，而商鞅有掌握朝中大權，這也是嬴駟要殺商鞅的原因。

總之，嬴駟殺商鞅不外乎三點原因:一是商鞅曾經被秦孝公屬意秦國君王的繼承人，而商鞅掌握著秦國的大權，如果商鞅想要奪取王位，那不是沒有成功的可能。所以，嬴駟容不得他；二是秦孝公死後，朝中的老士族想通過嬴駟的手處死商鞅，恢復老士族以前的地位，朝中動盪，嬴駟因私仇成為背後推手，為維護朝局穩定殺了商鞅；三是嬴駟不信任商鞅會全心全意的輔助自己，他更願意用那個因為自己而受刑的伯父，這是嬴駟殺死商鞅的根本原因。

要回答這個問題，先要了解當時的形式。

秦惠文王執政初期，商鞅已經爵封商君，有自己的封地。

此時的商鞅對秦國政局有什麼影響？

在朝堂上，能不能達到一手遮天的地步？

在實力上，有沒有取秦君而代之的可能？

答案是他沒有，他的存在不妨礙秦惠文王執掌秦國。

那麼，此時的秦惠文王需要解決的問題是什麼呢？

是秦國公族與新法之間的矛盾，是守舊派與革新派之間的衝突。

如果這個問題解決不了，會直接導致兩大利益集團對立，進而引發內亂，這是秦惠文王不想看到的局面。

秦惠文王能怎麼辦？

廢棄新法？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幹掉守舊派？

比較折中的辦法就是殺掉變法的發起者，稍稍平息守舊派的怒火，以此弱化矛盾。而後慢慢蠶食守舊派，平穩地完成這場變革。

此時，用商鞅的一條命來平息可能發生的動亂，是最符合秦惠文王利益的做法。

在這一點上，商鞅與漢景帝時期的晁錯完全一樣，都是替罪羊。

綜上，筆者認為，秦惠文王殺掉商鞅，是政局需要。

商鞅的死即是軍權需要，也是政局所需。

先分析當時背景:

一、秦惠文王絕對算是一個英主，他的能力和執政是絕對在戰國時代排的靠前的，他不願意看到有這麼一個威脅他執政以及施展抱負的人；

二、商鞅變法已經成功，當時秦國已經在變法上走上正軌，想要改變可能性不大，秦國已經不需要他，他的存在只是一種多餘；

三、商鞅已經功高震主，秦國新軍感激他，也支援他，同時他的妻子還是公主，他有著極大軍事和政治影響力，從君王角度來說，他已經是時候隱退，可是他捨不得，如果他放棄一切，有可能安享晚年（不過可能性很小）；

四、他的變法得罪秦國傳統貴族實力，而在當時貴族實力是強大的，他們是治國理政基礎，變法成功了，但他們需要一個藉口來發洩他們私慾；

五、殺了他，也給其他企圖變法人一點警示，就算變法成功了，你依然是罪人，依然要死，從這個角度來說，商鞅的死還是有一定時局影響的；

六、商鞅變法成功，純粹是嚴峻刑法，不僅得罪貴族群，其實從本質來說，民眾也不是很支援，在那個時期，百姓大多數愚昧無知，他們很多被迫去從事一些事情，這種情況雖然有極大好處，但是也給他們無形之中增加負擔，這也是為啥秦朝滅亡了，老秦人都沉默了；

在我看來，這個不僅是君權的需要，也是當時政治局勢的必然選擇。

首先，秦惠文王繼位之初，商鞅的聲望早已達到頂峰，因為“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這情況和後面的只知道齊國有孟嘗君而不知有齊王是一個道理。說明人臣已經有威脅君權的能力，這是所有君主不能忍受的。

其次，商鞅變法不僅使得舊貴族勢力厭惡新法，也使得普通百姓不爽。“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哭號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仇比于山丘。”商鞅的死能緩解各階層的矛盾，也對當時的政治局勢是最好的結果。

最後，秦惠文王通過處死商鞅，積累了自己的威信，並暗中培植親於自己的勢力，實現自己完全的掌控秦國，只有這樣才能讓變法的成果保持下去，不像其它變法一樣來個人亡政息的結果。

秦國本來只是西方的一個邊陲小國，但是卻在戰國時期實現彎道超車，最後甚至一統天下，離不開兩個人，秦孝公和商鞅。

沒有秦孝公的賞識，商鞅再厲害也難以發揮自己的作用。而沒有了商鞅，秦孝公空有強國之志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

可以說，商鞅對秦國的貢獻是巨大的。然而就是這麼一個大功臣，卻在秦孝公死後，秦惠文王即位以後，就被眾人以謀反之罪陷害，最終不得不起兵造反，兵敗自殺了。

那麼，秦惠文王為何一定要除掉商鞅呢？商鞅必須死嗎？

遠的不說，就說戰國時期的各國變法。除秦國外，楚國有吳起變法，魏國有李悝變法等等。

這些變法在提出來的第一時間，遭到的不是眾人的贊同，而是眾人的反對，來自貴族的反對。

以楚國為例。楚國楚悼王任用吳起實行變法。吳起變法期間，楚國國力強盛，一時間風頭無二。這些變化，楚國貴族看得見嗎？

吳起變法的失敗，有兩個原因：

一個是楚悼王的死亡，讓吳起變法失去了強有力的支援，後續的國君不知道利用吳起來轉移矛盾；一個是吳起變法太過強硬，沒有有效地疏通楚國貴族的怨念，以至於貴族們的怨念無處排洩，最後殺死了吳起。

這很重要。

而秦國的商鞅變法，和秦國的吳起變法其實頗為相似。

因此，在秦孝公死後，就有人誣告商鞅造反了，而商鞅也因此死亡。

但是，秦惠文王聰明得多了。他在滿足了貴族們請求的同時，繼續施行商鞅變法，這下，秦國的貴族們傻了。

這不對啊。秦君既然統一了我們陷害商鞅的請求，自然是不想承認商鞅變法了，這怎麼和想象中不一樣呢？

這應該是當時秦國貴族們內心的真實想法。如果他們知道如今的結局，恐怕寧願廢除新法，不殺商鞅。

這是來自外部對君位繼承的威脅。來自內部對君位的威脅就更多了，春秋戰國時期，弒君的例子不要太多。

當時的秦惠文王就算沒有那麼大的危機，但是如果處理不好商鞅的事情，恐怕也會影響他的統治。

而當時，商鞅變法已成，秦國已經強大起來，商鞅作為變法先鋒的作用已經結束了。此時，能夠用商鞅的姓名來換取自己國家的穩固，恐怕換成是誰，都會同意。

兔死狗烹的事情，一直在上演著。站在我們的角度，這自然是無情的，但是站在秦惠文王的角度，卻是再划算不過。

古語說，一朝天子一朝臣。天子的心思千萬不能以常人之心去猜度，“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天子治罪臣子往往不需要理由，但也沒有無緣無故的愛，無緣無故的恨。那麼秦惠文王剛剛執政，就迫不及待的滅族商鞅，到底什麼原因呢？

我是四方，我來回答。

因為天子畢竟是人，那麼我就從人性的角度分析以下原因，不足之處，敬請各位指正！

秦國本是西部邊陲小國，經濟落後，軍隊戰鬥力不強，在諸多諸侯國中，常常沒有多大的發言權，只是利用崤山、函谷關的險要位置，才沒有太大的危險。

當時的列國為了圖強，不斷地進行變法，但因為貴族既得利益者的激烈反對，變法都不徹底，而且都以失敗而告終。

為何要變法？

既得利益者，即貴族已經嚴重影響了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不變將不能向前發展。

但凡變法就會不同程度的損害他們的利益，小變小損，大變大損。

商鞅的變法政策極大的損害了貴族的利益，因而遭到了他們的激烈發對，可以說是寸步難行。

正在這時，太子贏駟犯了錯。商鞅向孝公稟告，要想徹底的進行改革，最終獲得成功，必須嚴肅處理這件事情。只是太子乃國之儲君，不能用刑，但必須處理太子的老師。

於是，在孝公的支援之下，對太子的老師施以了墨刑，也就是臉上刺了字。

《史記·卷五·秦本紀第五》：鞅之初為秦施法，正義為，於偽反。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

自從處分了太子的老師之後，秦國的變法幾無阻礙，百姓獲益頗多，秦國的實力也因此大增。因此，秦國上下無論是婦孺老幼，均知商鞅。

商鞅不但在老百姓中的威望甚高，而且在朝堂之上大權在握。

新登基的大王，最怕的就是權力過大的權臣。

因為商鞅的威望太高，權力又太大，惠文王的內心本就有所忌憚。再加上當初變法之時損害了很多貴族集團的利益，這些人就趁機造謠說商鞅要造反。

本想下手卻沒有藉口，趁機抓捕了商鞅，並施以車裂之刑。

殺掉商鞅之後，惠文王既得到了貴族的支援，又大權在握，進一步加強了君權，何樂而不為呢。

四方說：

惠文王殺商君而不廢商法，這個看似矛盾的做法，其實並不矛盾。商鞅變法畢竟使秦國這列戰車，繼續朝強大的方向發展，商鞅之所以被殺，是因為他已經失去了他的價值，阻礙了秦王的統治。無論是誰即位，都必然除之而後快。

秦惠文王是自秦孝公以來，又一位對秦國霸業做出重大貢獻的君主。他在位期間，對外的最大功績是兼併巴蜀、破壞合縱、削弱楚國；對內，其一是迅速穩定了“後秦孝公時代”的秦國政局，其二則是繼續保持了商鞅變法，避免步入楚國吳起變法那種“人亡而政熄”的局面。

而除掉商鞅，則是秦惠文王穩定政局、穩固王權的核心舉措，雖然有“卸磨殺驢”的嫌疑，但對秦國、對他自己而言，確實是很必要的動作。

而商鞅（公孫鞅）則比較特殊。他的變法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不僅讓秦國一舉具備了左右戰國發展程序、改變中國古代歷史走向的力量，甚至還為後世兩千多年的封建時代樹立了一個成功的模板。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認為:商鞅變法是古代最成功、為社會發展做出了重大貢獻的改革。

但是，有利於秦國的，並不意味著符合社會各階層的利益；個人與政權的訴求，在很多情況下並不是一致的。商鞅變法得罪的，可不僅僅是被割走大量利益的貴族階層。

先說秦惠文王本人。姑且不說當初商鞅懲罰他老師的行為，畢竟事實證明這個動作對促進變法的落實起到了關鍵作用，秦惠文王作為受益者，不會不明白這個道理。但是，所謂功高震主，商鞅在前任君主手下所立的功勞越大，對新一任君主的威脅也就越強。

人說惠王曰：“大臣太重者國危，左右太親者身危。今秦婦人嬰兒皆言商君之法，莫言大王之法......”

這已經不是私仇的問題，而是對君王權威赤裸裸的現實威脅。一般來說面對這種情況，頭腦清醒的功臣往往會急流勇退（比如後世的張良），但被封為商君、享有六百里商於之地的商鞅並捨不得眼前的權勢和富貴，活生生讓自己成為了新任秦王的眼中釘、肉中刺。

先王能令其民蹈白刃，被矢石……故吾教令，民之慾利者，非耕不得；避害者，非戰不免。

以上是《商君書》中的公孫鞅本人的言論，他的變法，就是要以嚴刑峻法，逼迫老百姓從事他們不願意乾的種地、打仗這兩件事，至於其他的諸如遊學、經商、投機倒把、殺人越貨、坑蒙拐騙、為貴族當門客等相對輕鬆的門路，一律杜絕。

但是，人人生而追求相對安逸的生活，這是本性使然；商鞅要在短期內實現這麼大的改變，那只有一個辦法:殺戮。

今衛鞅內刻刀鋸之刑……步過六尺者有罰，棄灰於道者被刑，一日臨渭而論囚七百餘人，渭水盡赤，哭號之聲動於天地，畜怨積仇比于山丘。

因此，商鞅變法確實讓秦國變強大了，也讓一部分人因功勞改變了自己的人生。但對大部分人而言，在變法之下，一生中的軌跡也就被徹底固定了:種地打仗，不死不休。

因此，商鞅得罪的並不僅僅是貴族階層，而是上至新君、下至百姓的秦國各階層。當秦孝公死後，商鞅也就完成了他的最大任務，不可避免的步入命中註定的絕境。

作為孤身來到秦國的外人，商鞅為啥可以掌握生殺大權，不僅可以對老百姓舉起屠刀，甚至能削掉秦孝公親哥哥、太子師傅公子虔的鼻子？

這都來自秦孝公的無條件支援。

公元前361年，秦孝公釋出求賢令：

“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強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衛公孫鞅聞是令下，乃西入秦。

從公元前359年開始變法，到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商鞅在秦國可謂一人一下、萬人之上，按照自己的思路完整踐行他的法家治國理念，人擋殺人、佛擋殺佛；而商鞅本人，則是一個從魏國來到秦國的外中國人，這是典型的“猛龍過江”。而這背後的最大推手，則是經常被我們忽視的秦孝公。

秦之所以富強者，孝公務本力檣之效，非鞅流血刻骨之功也。

蘇軾的上述言論，雖然有失偏頗，但也點出了秦國變法中秦孝公的關鍵作用。正是得益於他的強勢掌控力，商鞅這位外來戶才能呼風喚雨、如願以償。

但新上位的年輕秦惠文王暫時並沒有樹立起自己的權威。史書中稱權貴們乘機攻擊商鞅，但事實上，也許他們攻擊的是秦政呢？畢竟恢復到以前的貴族政治，讓他們躺著享受特權，才是最理想狀態。如果他們趁機煽動老百姓，秦惠文王的位置也許就岌岌可危了，畢竟在秦孝公之前，秦國發生過多起國君被殺、被逐的案例。

總之，秦惠文王之所以殺商鞅，並不是由於私仇，而是政治家權衡利弊後做出的政治考量。當然，筆者這樣說，只是就事論事，並不是為這種“卸磨殺驢”的行為唱讚歌；封建體系下的數千年中，這種事件不斷上演，不能不說是人性與權力的悲哀。

不過，商鞅活著時已享受頂級榮華富貴，死後其法令仍然繼續儲存，並且他的變法對其後歷史的走向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相對於其他同行而言，他的價值已經得到了肯定。

秦惠文王即位後便處死商鞅，本人認為有幾點原因：一是商鞅實施變法，觸動了當時秦國貴族的利益，因為有孝公維護著，秦國的貴族們一直不敢彈劾商鞅，當時太傅公子虔被他連用兩次刑，躲在家中八年都不敢出門，而商鞅在任期間，仗著秦孝公撐腰，一直壓迫著秦國貴族們，導致那些名門望族對他恨之入骨。這是他被處死的政治原因之一。

二是他沒在人生巔峰時急流勇退，在得勢之後也不得收斂。商鞅在被封為商君之後，開府建牙，出門跟著數以十計的戰車，也是有點飄了，史記中記載，秦國的貴族曾經派了一個叫趙良的人，規勸商鞅隱退，這應該也是是貴族們給商鞅的最後一次機會，這是他當秦相的第10年，變法已經初顯成效，其實商鞅的使命也差不多完成了，但是商鞅不願隱退。

三是商鞅為了實施變法頭一年，為了變法能在秦國更好的實行，拿當時犯法的太子（秦惠文王）開了刀，對他的太傅公子虔處以刑罰，太子的太師公孫賈也處以黥刑。

歸根到底，商鞅是得罪了整個秦國曾經的貴族們，這是一個龐大的群體，秦惠文王不可能為他得罪這麼多人。而且從他車裂商鞅，也能看出秦惠文王對商鞅也十分不滿。

既是君權需要，也是政局需要。秦惠文王執政初不可能有其父親的威望，所以他首先需要立威；其次，商鞅功勞太大，功高震主，必須拿下；第三，新君登基要建立自己的團隊，不符合團隊需要的、或對自己工作有可能產生阻礙的人一律清除；第四，籠絡人心，之前受排擠的貴族們仍然是維護統治的主導力量，雖然可以讓他們轉變觀念，但要給他們一個說法。因此，商鞅必死無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