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專政其實是統治階級內部權力失衡的結果，自古以來，君權、相權就是困擾皇帝的一大矛盾，明朝宦官專政，但皇帝並不式微，宦官的權力依然受到種種政治勢力的制衡，在皇帝的可控範圍之內。而唐朝宦官的權力可謂凌駕於皇帝之上了，甚至皇帝的上位也要依靠宦官的支援。

1.皇權專制的制衡

明代的宦官權力始終在皇權的控制之下。與唐朝宦官透過軍權掌權不同，明朝宦官掌權主要透過一個宦官機構，即“二十四衙門”中的司禮監實現的。主要職能為代替皇帝實行批紅權，作為傳聲筒聯絡皇帝與內閣，不能在上傳下達的過程中增加自己的主觀想法，也就是說，即使宦官干預了決策制定甚至歪曲了皇帝的旨意，達成了客觀上“宦官干政”的效果，這個過程也是完全沒有合法性的。皇帝寵信、默許、縱容宦官，宦官便可權傾朝野，皇帝不高興，即使明朝有“九千歲”魏忠賢之流權勢滔天，朱由檢也能上位短短几個月內將魏忠賢連根拔起。所以宦官的權力全仰仗皇帝的鼻息，即使皇帝賦予了宦官們“出使、專征、監軍、分鎮、刺臣民隱事之大權”，也是代行“皇權”，維護皇權統治罷了。

2.朝臣與宦官的矛盾

除了皇權的絕對性壓制以外，朝臣與宦官的矛盾也是明朝宦官權力有所限制的重大原因。對於出身世家，靠科舉入仕的朝臣來說，宦官出身低微，靠諂媚討好皇帝獲得權力的行徑是令人不齒的。對於宦官而言則是要謀取屬於朝臣的諫言、輔佐、決策的權力。明朝朝臣打出“維護祖制”和“以史為鑑”的口號，要求打擊宦官權力，然而誰勝誰負決定權依舊在皇帝手裡。

但是在唐朝朝臣與宦官的鬥爭中，朝臣大多為負，而且皇帝也受制於宦官。比如唐朝太和九年(853)的“甘露之變”唐文宗任用宰相李訓,風翔節度鄭注,力圖打擊宦官勢力,佈下了兵力部署，但被宦官仇士良、魚志弘發覺,立即出動大批禁軍將伏兵擊潰,李訓、鄭注以下的朝官有一千幾百人被殺害,文宗本人也受到宦官的監視,失去自由。唐朝後期還有宦官與朝臣相互扶持，各取所需的現象，而在明朝這種情況是非常少見的。

3.對宦官軍權的限制

其實唐朝宦官勢力強勁的最大原因就是他們掌有軍權，唐德宗因“涇原兵變”出奔奉天,只有一批宦官和親王隨行,唐德宗在逃亡過程中受盡艱辛，幾乎喪命,所以當他返回長安以後,不再信任朝臣和武將,一味信任宦官,下令由宦官掌握禁軍,自那時起,宦官統領禁軍便成為了一種定製,任何人不能更改。

而明朝的情況則大大不同，雖然宦官在皇帝的默許下依舊有廣泛的軍事權力，但同時還設定朝臣相互牽制，據記載，明朝“各方面有險要者，俱設鎮守太監、部兵官、巡撫都御史各一員”，有事必由三人“計議停當而行，不許偏執壞事”，可見當時的監察制度對宦官軍權的限制。

簡單點兒講，唐朝的太監是直接掌軍權的（神策軍），以維持對方鎮的制衡。明朝的太監是作為皇帝與內閣之間聯絡員身份，得皇帝允諾（王振劉瑾魏忠賢皆如此），以代理人身份批內閣奏摺而有實權以制衡內閣的。權力來源不同，權力性質不同，前者是依附性的存在，後者獨立性存在。

另，東漢太監猛則是皇權對抗外戚的產物，屬於半依附性權力，權力大於明閹，小於唐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