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很正常的發展過程，你有了錢，就會想有權。有了錢權，就會想把這個東西一代代傳下去。

在那個時代，壟斷土地、經濟都不是最好的選擇，因為從道理上講，你權再大也大不過皇帝，錢再多也多不過皇帝的富有四海，那麼，最好的選擇是壟斷知識。

有了錢有了權，再壟斷了知識，那就由普通的豪強變為士族，這是封建宗法體制發展的必然，也是皇權在地方上一步步被侵蝕的緩慢演變。

漢代豪強大族出現的根本原因是地方經濟的增長。這個其實很好理解，經濟增長了，貧富差距自然擴大，於是出現了富人和窮人，而富人如果以宗族的形式存在，並且以宗族為依靠力量，就是豪強大族。

漢初秉承秦朝的政策，對豪強大族一貫是嚴厲打壓，各地家產達到某條線上的豪族，漢朝會強令他們搬遷到關中地區的陵邑，給皇帝守陵。漢武帝即位後，為了掠奪民間資源滿足自己的奢侈慾望，也為了籌措對匈奴的軍費，任用酷吏對各地的豪強大族進行了殘酷而持久的大屠殺，這些措施確實遏制了豪族的實力壯大，但漢武帝也知道終究是遏制不住的，他一邊殺，一邊鼓勵豪族當官，當官的就不殺，他的目的是用政治權力統合豪族，取消其地方獨立性，而且也做到了。

但是進入朝廷做官的豪族，很快就憑藉其家族勢力在官場上混得風生水起，發言權越來越大，終於在漢元帝時代迫使西漢政府放棄了打擊豪族的遷豪政策，豪族從此開始茁壯成長，並且隨著經濟的富足，文化水平持續提高，到了東漢以儒學水平作為仕官標準，大部分儒學大家都出於經濟富裕的豪族，豪族也就演變為士族，開始壟斷中央官位了。

形成士族的第一個條件是大家族壟斷官位。

古代的“選賢任能”，用意在於選官能夠不拘一格地發現人才，並適當地讓他發揮才能。（網路圖）

首先是門蔭，為這些官僚世家的延續提供了重要的制度保證。

西漢規定：“吏二千石以上視事滿三歲，得任同產若子一人為郎。”東漢仍予以繼續。官員子弟若願入仕之，即可直接做官。

其次是舉孝廉。兩漢選官採取徵舉制，也就是說，由官員們舉薦那些社會名聲良好的人為官。但是“名聲良好”這個標準彈性極大，操作起來灰色空間也巨， 肯定要舉薦自己熟悉的人，通常是互相舉薦親人。因此到後來，徵舉制已經形同虛設，完全失去了最初的意義。顯貴之家世代為官，選拔官員任人唯“情”，所以出現了“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的著名諺語。

“薦舉制”的結果必然造成官位基本被上層社會壟斷。所以，儘管漢代特別是西漢不乏布衣之士以儒學入仕的個案，但是高階官員大多數都出身世家大族。《漢書》《後漢書》及主要漢碑中現在所能找到的兩漢“孝廉”（就是被地方官推薦的人）之中，能確定其出身的一共一百八十四人，其中出身於官員貴族之家的一百二十八人，出身於地方豪強大地主之家的十一人，兩者相加，所佔比例高達百分之七十五以上。

到三國時曹丕制定“九品中正制”後，士族子弟憑藉高貴的門第，可以“世仕州郡”，幾乎形成了一種變相的世襲制度。“門第”是決定一個人社會地位的最重要標準，雖然高階官位不再世襲，但卻由上層社會壟斷。因此，從漢代到唐代，中國社會可以稱為“半貴族社會”或者“士族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