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建立之前，蒙古社會基本上還處於馬克思主義史學所謂的“奴隸制時代”。草原貴族，無論地位多高，功勞多大，在黃金家族面前，地位都是奴隸而已。

/大汗行宮景區，網路圖

成吉思汗把手下功績最著的幾名戰將稱為 “四馬”和“四狗”，說他們“是我的能幹的、盡心竭力的奴僕，是我的神箭手，我的快馬，我的手上的伶俐的鳥兒，我的拴到馬鞍上的獵狗”。而蒙古貴族們對待大汗，也完全如同奴隸伺候主人一樣，認為自己與草原上的“孛斡勒”（蒙語含義是“會說話的工具”）並沒有本質上的不同，甚至還以此為榮。所以到了元朝，那些朝廷上的高官顯貴，都以自己出身於皇帝的“老奴婢根腳”自豪，說自己因此才“不比別個的有”。元仁宗在加封答剌罕的聖旨中也特意說：“他是老奴婢根腳有，臺裡在意行來”。這一點和後來清代滿州官員把在皇帝面前自稱“奴才”視為特權是一個心理動因。

大蒙古國大汗無論對貴族還是對奴隸，擁有同樣的至高無上、生殺予奪的權力。大蒙古華人對此也視為天經地義，習以為常，但是外來的觀察者卻通常會感到驚訝不已。出使蒙古的歐洲傳教士加賓尼記載說：“韃靼人比世界上任何別的人更服從他們的主人，他們對主人們表現極大的尊敬，並且不對他們說一點謊話”；“韃靼皇帝對於每一個人具有一種驚人的權力。……一切東西都掌握在皇帝手中，達到這樣一種程度，因此沒有一個人膽敢說這是我的或是他的，而是任何東西都是屬於皇帝的。……不管他給予他們什麼命令，不管什麼時間，什麼地點，不管這命令是要他們去作戰、去生或去死，他們都絕對服從，沒有一個字的反對。即使他要求他們的未婚的女兒或姐妹，他們也把她奉獻給他，不出一句怨言”。時代稍晚一些的波斯人志費尼也評價大蒙古國臣民“的服從和恭順，達到如此地步：一個統帥十萬人馬的將軍，離汗的距離在日出和日沒之間，犯了些過錯，汗只需派一名騎兵，按規定的方式處罰他。如要他的頭，就割下他的頭，如要金子，就從他的身上取走金子”。

元朝建立之後，這種草原上的森嚴的主奴關係自然就轉化為朝廷上的君臣關係。“當皇帝宣佈了他的決定之後，任何人要對任何事情提出任何意見，是不可能的，也是風俗所不許可的”。元朝皇帝有時會將貴族徑自稱為奴婢，而大臣們在主人面前也公然自稱奴婢。正如鄭思肖所說：“諸酋稱虜主曰‘郎主’，在郎主傍素不識‘臣’，唯稱曰‘解奴婢’。‘解’者至微至賤之謂”。

我們可以在文獻中看到，南宋降將范文虎在至元十七年廷奏中自稱奴婢：

伯安歹、李佔哥招收已前做罪過私投亡宋蒙古、回回、漢兒諸色人等聖旨有來。如今出來底也有，不出來底多有。乞降聖旨，委付奴婢並李拔都兒再行招收，盡數出來底一般。

至元三十一年(1294年)五月，御史臺蒙古官員們在給新即位的成宗皇帝的上奏中稱自己為“歹奴婢每”：

如今皇帝新即位，歹奴婢每比之在前更索向前用心出氣力。

至正四年(1364年)，御史臺首席大夫伯撒裡改任太保，原御史臺第二大夫也先帖木兒遞補為首席大夫。他上奏謙讓雲：

奴婢年幼事上，不省的上位可憐見著，自從臺裡第二大夫名分委付的其間，“自己不能的意思奏”麼道想著有來。

這種叫法一直保持到元末。元末權臣脫脫第一次辭相位後赴甘州侍親，父親馬札兒臺死後他回到京師。召對之際，他稱順帝郎主，說：“郎主使奴婢侍親，今日幸親終服闕，故來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