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振玉在清末做到學部參事，是原學部侍郎寶熙的舊部，在溥儀婚後，由於升允的推薦，也由於他的考古學的名氣，溥儀接受了陳寶琛的建議，留他作南書房行走，請他參加了對官中古彝器的鑑定。和他前後不多時間來的當時的名學者，有他的姻親王國維和以修元史聞名的柯劭囗。陳寶琛認為南書房有了這些人，頗為清室增色。當然，羅振玉在復辟活動方面的名氣比他在學術上的名氣，羅振玉在辛亥革命那年東渡，在日本做了十年寓公，考古寫書，自名“仇亭老民”。升允和善耆到日本活動，尋求復辟支援時，和他攪在一起，結了緣。後來，升允灰了心，在青島住了一陣後，跑到天津日本租界裡當寓公；善耆定居在旅順大連，受日本人的豢養。羅振玉比他們都活躍，他一九一九年回國，先住在天津，結交日本人，後來在大連碼頭開設了一個叫墨緣堂的古玩鋪，一邊走私販賣古玩、字畫，一邊繼續和日本人拉拉扯扯，廣泛尋求復辟的同情者。

羅振玉在古玩、字畫、金石、甲骨方面的騙錢行徑，是由來已久的。他出身於浙江上虞縣一箇舊式書商之家，成年後在江西一個丘姓巨紳家教書。這位巨紳是個藏書家。羅振玉任西席的第三年，東翁突然去世，他利用女東家的無知，一方面裝作十分哀痛的樣子，拒絕接受這一年的束俯，要用以充做奠儀，另方面表示，願留下東家的幾件舊書和字畫，作為紀念。女東家認為這位先生心眼太好，就請他自己到藏書樓任意挑選。於是這位書賈世子就精選出幾筐“紀念品”，內有百餘卷唐人寫經，五百多件唐宋元明的字畫，滿載而歸。在這個基礎上，他由刻三字經、百家姓的書鋪變成了古玩字畫商，生意越做越好，古玩字畫的鑑賞家的名聲越來越大，後來更通過售賣古籍文物的路子，和日本人拉上了關係。他在日本的那些年，靠日本書商關係結交了一批朝野名流，有許多日本人把他看成了中國古文物學術的權威，常拿字畫請他鑑定。他便刻了一些“羅振玉鑑定”、“羅振玉審定”的圖章，日本古玩商拿字畫請他蓋一次，付他三元日金，然後再拿去騙人。後來他竟發展到仿刻古人名章印在無名字畫上，另加上“羅振玉鑑定”章，然後高價出賣。他時常藉口忙，把人家拿來請他鑑定的珍貴銅器，拖壓下來，儘量多拓下一些拓片出賣。他的墨緣堂出售的宋版書，據說有一些就是用故宮的殿版《圖書整合》裡的扉頁紙偽造的。殿版紙是成化紙或羅紋紙，極像宋版書用紙。據說內務府把那批殿版書交羅振玉代賣時，他把那一萬多卷書的空白扉頁全弄了下來，用仿宋體的刻版印了“宋版

要想客觀的評價一個歷史人物，就必須結合他當時所處的環境背景，對他的歷史作用進行具體分析，他的行為是推動了歷史前進，還是阻礙了歷史發展。

清末的大家羅振玉是一個功過非常鮮明的人。一方面，羅振玉是中國近代的教育家，考古學家，古文字學家，農學家等等。他在中國曆代史料的儲存、敦煌文卷的整理、漢晉木簡的研究，尤其是對甲骨文的蒐集、收藏、考釋、傳播等方面，作出了傑出的貢。另羅振玉一生著作極多，對中國的科學，文化，學術方面有極大的貢獻。

另一方面，羅振玉在政治上又是一個極其保守頑固的保皇派。不但視歷史的發展於不顧，視人民的水深火熱於不顧，甚至為了復辟帝制寧肯和日本侵略者合作，在中國的東北成立偽滿洲國，被中國人唾棄為漢奸。也是一代大家卻是晚節不保。

評價羅振玉應該是客觀公正的

首先，【羅振玉】（1866～1940），中國近代金石學家，語言文字學家、甲骨文學家、文物收藏家。甲骨四堂（即羅振玉、王國維、董作賓、郭沫若）之一。字叔蘊、叔言，號雪堂、貞鬆老人。浙江上虞人。曾任清廷學部參事及京師大學堂農科監督。後又任偽滿洲國參議府參議及“滿日文化協會”會長。是近代金石學研究的集大成者。

個人認為羅先生不算是漢奸，他只是為了完成他的、也是舊時代文人共有的經國濟世的夢想，因而甘願隨清遜帝溥儀驅馳，歸根究底充其量也只能為其愚忠而唏噓扼腕！

史學界大亨，甲骨四堂之一。為人保守，效忠清廷，學識豐厚，學貫中西。事實證明做人他不行，做事他一流。站在什麼角度看他，他就是什麼樣。

凡是幫助外幫殘害自己民族的人都是漢奸，無論年代，中華民族從一八四零年後各種大大小小奴才漢奸為了一點利益損害國家民族，它們早已不是人而是狗漢奸，所以它們孩得的評價就是萬惡的漢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