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有讀史，方見古今，明人心人性。

史記，從某種意義來講，它解答了“人為何而來，又為何而生”的問題。

談到他的價值，我想，中國古代史學典籍中最著名的一本書，幾乎沒有之一吧。

他記載了上自傳說中的中華人文初祖黃帝，下到司馬遷同時代的漢武帝時期三千多年曆史，也是中國歷史上，第一次由中中國人對自己“是什麼人，從何而來，為何而生”等一系列關鍵問題，所做出的系統和全面的回答。

關於對史記的質疑，我想是題者也是為引起大家對史記的重視。

當你老了，回顧一生，會發現影響命運走向的關鍵選擇其實就是那麼幾個：18歲報考大學選什麼專業？22歲是出國留學還是考公務員？25歲創業還是繼續傳統行業？30歲是回家安穩生活還是繼續大城市打拼？那麼能讓你做出正確決策的就是培養洞察力，最好辦法就是讀史明智。太陽底下沒有新鮮事，歷史是一個無窮無盡的案例庫，各個時代的人總會面臨差不多的困境，比如劉邦被困漢中那年，到底該不該選擇相信韓信？項羽最初取得勝利時該不該定福徐州？普通人看歷史，一來應付考試，二來追歷史看看古往今來，大咖看歷史，關注歷史人物在變幻莫測的形勢裡決斷和魄力，學習洞察世界，制定規則。

史記，他不光具備一定的歷史價值，文學價值，在現如今同樣是生命中重要的教科書，能知道一個社會頂端的人，如何去分析問題，解決問題，能明白怎樣帶領一群人共同奮鬥，能懂得如何把下一代培養成精英…

史記，不光是一面鏡子，也是生命中必不可少的養料，能夠將這面鏡子發揮作用的人，都將展現個人價值，並能更好去服務社會。

魯迅對史記的評價有兩句話。一般人只知道第二句“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但是第一句是什麼呢？“背春秋之義”。春秋講微言大義，褒貶立足於大義，記錄則秉筆直書，立足於信。背春秋之義，也就是寫的不真。（雖背《春秋》之義，固不失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矣。——《漢文學史綱要·司馬相如與司馬遷》）換言之，史記可認為是比較硬核的歷史文學作品，或者比較軟的歷史記錄，但是不可以被認為是比較硬核的歷史記錄。這就是為什麼讀第一手資料很重要。魯迅對史記做出這樣的評價，顯然是親口嚼過甘蔗的人，可惜更多的“美食家”則是在嚼甘蔗渣。很多人評價史記，一般都是看“廣告”。書商不會告訴你魯迅批評史記背春秋之義，而只會有選擇的告訴你“史家之絕唱”。不然書不好賣。宋代以後也更加推崇有趣的史記而相對看輕嚴肅的漢書。到了近現代以後，由於《漢書》較多地表現了漢代官方思想，包含有太多的封建官方意識，也遭到了批評。這樣《史記》就繼續保持了較高地位。我對照過史記的一些篇章，發現史記確實存在很明顯的“背《春秋》之義”的問題。魯迅說他“恨為弄臣，寄心櫧墨，感身世之戮辱，傳畸人於千秋”是比較正確的。比較典型的是李廣問題。《李將軍列傳》是司馬遷《史記》裡的名篇，影響很大。但是，我在研究衛青和李廣事蹟的時候，仔細讀了讀這篇文章。然後聯想到《史記》其他篇章裡有類似於李廣的事蹟。特別之處在於，同樣的事蹟，在李廣傳裡就得到高度評價，在其他傳記裡則受到嚴重輕視。我曾經做過一點對比。文字與名聲——從衛青到李廣-風大可稍息否的文章-知乎風大可稍息否：文字與名聲——從衛青到李廣以親制才——劉邦為什麼敢於任用韓信-風大可稍息否的文章-知乎風大可稍息否：以親制才——劉邦為什麼敢於任用韓信李將軍廣者，隴西成紀人也。……徙為上谷太守，匈奴日以合戰。典屬國公孫昆邪為上泣曰：“李廣才氣，天下無雙，自負其能，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於是乃徙為上郡太守。後廣轉為邊郡太守，徙上郡。嘗為隴西、北地、雁門、代郡、雲中太守，皆以力戰為名。（《史記卷一百九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雁門，備匈奴。……然匈奴以李牧為怯，雖趙邊兵亦以為吾將怯。趙王讓李牧，李牧如故。趙王怒，召之，使他人代將。歲餘，匈奴每來，出戰。出戰，數不利，失亡多，邊不得田畜。……復請李牧。……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眾來入。李牧多為奇陳，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史記卷八十一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對比加粗字型的記載，二者其實說的是一件事：戍邊過程：李廣傳：“匈奴日以合戰。”李牧傳：“匈奴每來，出戰。”日以合戰和每來必戰，一樣一樣的。戍邊結果：李廣傳：“數與虜敵戰，恐亡之。”李牧傳：“數不利，失亡多。”連將軍都有高度的戰死風險，那麼，士卒應該蒙受了多麼沉重的損失呢？士卒損失大，就是“數不利，失亡多”的委婉講法，一樣一樣的。戰後處置：李廣傳：“乃徙為上郡太守。”李牧傳：“復請李牧。”李廣從軍事任務重的防區撤走。替代李牧的將領也被撤走。一樣一樣的。歷史評價：李廣傳：“李廣才氣，天下無雙。”“以力戰為名。”李牧傳：“使他人代將。”離奇的事情發生了。李廣逃離了重點防區，卻得到了極高評價。而替代李牧的那位“無名氏”，連名字都沒有提名字，可見歷史評價之低。兩廂對照，同樣的行為，在司馬遷筆下卻得到了不同的評價。這樣我們就知道，司馬遷明顯偏袒了李廣。同事我們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李廣難封”。李廣難封不是因為他“天下無雙”但“數奇”，而是因為他就是一個放在李牧傳裡只能做無名氏的將領。水平不到，所以位子也不到。從記載對比就可以看出，李廣雖然是個出色的將領，但是還達不到名將的層次。或者說，他只是一個“出名的將領”，而不是“超凡脫俗的軍事家”。通過閱讀原始資料，儘管司馬遷在李廣傳裡的記載有問題，但是我們仍然能夠通過比對客觀事實，破除了一部分謬誤記載造成的迷霧，抽絲剝繭捕捉到一部分真相。雖然不是說所有的真相都可以剖析出來，但是破除一部分，也足以讓我們超過依舊陷在迷霧中的人。邏輯和理智，是解決問題的重要工具。通過對比李廣傳和李牧傳，我們可以確定一個事情：司馬遷不是沒有親疏遠近關係的聖人，他也會給朋友說好話，甚至說得很過分。這就告訴我們，史記在記錄“近漢歷史”時，公正性是比較差的。而且這種差不是因為漢朝官方政治導向影響了史記，甚至也不是司馬遷的政治理念影響了史記，而是司馬遷的個人感情影響了史記。史記有問題這是毋庸置疑的事情。但是君子有節。我們得有分寸。史記有問題，這個問題嚴重到什麼程度，是不是到了直接丟掉的地步，這是值得商榷的。魯迅就做得很好，一方面他指出史記存在“背春秋之義”的問題，另一方面他又指出史記有“史家之絕唱”的優點。不因人廢事，不以偏概全，不走簡單化極端化片面化的思維路線，魯迅這種思維方式很值得我們學習。還有就是，史記有個人感情問題在裡面，並不意味著漢書就是我們可以全盤接受無腦吸納的書籍。我們是現代人了，自有自己的價值觀，不能夠簡單接受兩千多年前封建社會的價值觀和政治理念。沒有自我，就無從學習借鑑。

【 史 記 】—— 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

《史記》，二十四史之一，最初稱為《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太史記》，是西漢史學家司馬遷撰寫的紀傳體史書，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通史，記載了上至上古傳說中的黃帝時代，下至漢武帝太初四年間共3000多年的歷史。太初元年（前104年），司馬遷開始了《太史公書》即後來被稱為《史記》的史書創作。該著作前後經歷了14年，才得以完成。

《史記》全書包括十二本紀（記歷代帝王政績）、三十世家（記諸侯國和漢代諸侯、勳貴興亡）、七十列傳（記重要人物的言行事蹟，主要敘人臣，其中最後一篇為自序）、十表（大事年表）、八書（記各種典章制度記禮、樂、音律、曆法、天文、封禪、水利、財用）。《史記》共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餘字，比《淮南子》多三十九萬五千餘字，比《呂氏春秋》多二十八萬八千餘字。《史記》規模巨大，體系完備，而且對此後的紀傳體史書影響很深，歷朝正史皆採用這種體裁撰寫

《史記》被列為“二十四史”之首，與《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 [9] ，對後世史學和文學的發展都產生了深遠影響。其首創的紀傳體編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史記》還被認為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在中國文學史上有重要地位，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有很高的文學價值。劉向等人認為此書“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

《史記》分本紀、表、書、世家、列傳五部分。其中本紀和列傳是主體。它以歷史上的帝王等政治中心人物為史書編撰的主線，各種體例分工明確，其中，“本紀”、“世家”、“列傳”三部分，佔全書的大部分篇幅，都是以寫人物為中心來記載歷史的，由此，司馬遷創立了史書新體例“紀傳體”。

一、本紀

“本紀”是全書提綱，以王朝的更替為體，按年月時間記述帝王的言行政績；其中記載先秦歷史的五篇，依次是五帝，夏，殷，周，秦；記載秦漢歷史的七篇，依次是秦始皇，楚霸王項羽，漢高祖劉邦，高後呂雉，漢文帝劉恆，漢景帝劉啟和漢武帝劉徹。

“表”用表格來簡列世系、人物和史事。

三、書

“書”則記述制度發展，涉及禮樂制度、天文兵律、社會經濟、河渠地理等諸方面內容。

四、世家

“世家”記述子孫世襲的王侯封國史蹟和特別重要人物事蹟。

五、列傳

“列傳”是帝王諸侯外其他各方面代表人物的生平事蹟和少數民族的傳記。 [9]

《史記》從傳說中的黃帝開始，一直記述到漢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敘述了三千年左右的中國歷史。據司馬遷說，全書有本紀十二篇，表十篇，書八篇，世家三十篇，列傳七十篇，共一百三十篇，約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 [9]

班固在《漢書·司馬遷傳》中提到《史記》缺少十篇。三國魏張晏指出這十篇是《景帝本紀》、《武帝本紀》、《禮書》、《樂書》、《律書》、《漢興以來將相年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傅靳列傳》。後人大多不同意張晏的說法，但《史記》殘缺確鑿無疑。

今本《史記》一百三十篇，有少數篇章顯然不是司馬遷的手筆，漢元帝、成帝時的博士褚少孫補寫過《史記》，今本《史記》中“褚先生曰”就是他的補作。

自漢至清，《史記》的研究專著與論文囊括了名物典章、地理沿革、文字校勘、音韻訓詁、版本源流以及疏解、讀法、評註等領域。方法是抄攝材料，排比引證，基本是微觀的甲說乙說的“文獻”研究。

20世紀以來，司馬遷與《史記》的學術研究隊伍日益壯大，學者除了對司馬遷生年、生平、家世和《史記》的名稱、斷限、體制、取材、篇章殘缺與補竄、義例等具體問題的考證之外，更加擴充套件了《史記》的綜合整合研究。他們以文獻為本，汲取本土考古學成果，結合西方史學學理與方法，考證精嚴，論斷謹慎，邏輯分析嚴密，極大地推動了大陸《史記》從“史料學”到“《史記》學”的進展，突破性成果較多。例如王國維首用甲骨文、金文證明《史記》記載的三代歷史為可信，從王國維與郭沫若同用漢簡考證司馬遷的生年到陳直的《史記新證》，都可看出考古文獻得到了極大利用。而這一百年的考據研究主要集中於司馬遷的行年、《史記》疑案、馬班異同考論、《史記》與公羊學、《史記》三家注等領域。

《史記》是中國史學史上第一部貫通古今，網羅百代的通史名著。正因為《史記》能夠會通古今撰成一書，開啟先例，樹立榜樣，仿效這種體裁修史相繼而起。通史家風，一直影響著近現代的史學研究與寫作。

二、建立了史學獨立地位

中國古代，史學包含在經學範圍之內，沒有自己的獨立地位。史部之書在劉歆的《七略》裡，附在《春秋》之後。自司馬遷修成《史記》以後，後世作者繼起，專門的史學著作越來越多，西晉的荀勖適應新的要求，將歷代的典籍分為四部：甲部記六藝小學，乙部記諸子兵術，丙部記史記皇覽，丁部記詩賦圖贊。從而，史學一門，在中國學術領域裡才取得了獨立地位。飲水思源，這一功績應該歸於司馬遷和他的《史記》。

史記的價值？是經濟價值還是史學價值？是文學價值還是史料價值？

無頭無尾，理還亂，說不清的一問。

質疑？近些年隨著考古的一些發現，佐證或釐清了一些史記中的記載。或補充了些資料。

當然也出現了些疑問。這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