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出版業已經相當發達，南京北京揚州杭州都是非常重要的出版業中心。出版業發達不僅表現在出的書多，而且出書的性質已經跟過去完全不一樣了，所以在這裡就不提科舉經典書目的印刷出版了。

清代對漢人知識分子的思想控制非常嚴密，導致知識分子埋首經典進行純學理的研究，因而學術書出版和流通大大增加。

科舉盛而取仕少，大量讀書人無官可做，便以文字為生；商業發達都市膨脹，市井居民對於通俗小說戲劇的需求刺激了通俗文學的發展，這都使得房間出版印刷異常火爆，市場充斥大量水平參差不齊的詩文小說和劇本。

值得一提的是，明末以來女性作家的作品面市繁多。一方面大眾獵奇心裡對女作家來說是一種機會，另一方面文教昌盛，大戶人家，特別是江南才女文化興盛，許多文人政客熱衷自行出版印刷家族才女的詩文作品以期光耀門庭。

以上。

要談清代的出版業，必須分為兩個時期來談。其先是傳統的出版業，即自殘唐五代逐漸發展而來的刻書業；其二則是近代以來，受西方影響逐漸發展的出版業。

監本

傳統的刻書業，簡單可分為官刻、家刻和坊刻。官刻是由政府組織的，如北京國子監即組織刻印“十三經”及其註疏作為監生的教材，稱“監本”，地方官府組織刻書也屬於官刻本。家刻則是出自於藏書家或大學者（往往這兩重身份屬於同一個人）的手筆，清代大藏書家往往家中藏書以數十萬卷計，他們通常會編訂藏書目錄，並進行刻印，如典型的杭州丁丙《善本書室藏書志》，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等。同時，因為這些藏書家所藏多有珍本、善本，他們往往手自校讎，整理出版一些珍貴古籍，比如我們常說的“阮刻《十三經注疏》”，就是大學者阮元組織校讎刊刻的。同時，也有一些大藏書家出於儲存善本的想法，組織刻印罕見的珍惜古籍，如傅增湘曾影印宋十四卷本《周易正義》。坊刻則是隻出於商業目的的坊間私人刻書，這主要由書商主持，明清時期重要的出版地有四川（所謂蜀本）、福建（閩本），值得一提的是，自五代發展而來的建陽刻書業到明清時期特別發達。

建陽庵山

以上三種刻書出版比較起來，官刻本、家刻本因為財力雄厚（藏書家多富有），且有能力組織起一批學者參與刻書，一般質量較高，其中家刻本學術價值尤高（一則官刻本有諸多制約，二則清代江浙文教確實發達，學者水平很高，此可由乾隆修《四庫全書》時江浙兩省貢獻最多得見）。

阮元

近代意義上的出版業起自學習西方，早在西人來華即有，如洪秀全早年讀到的基督教小冊子之類，即是西方傳教士及其中國助手印行的宣傳品。但是大規模的刻印西書還當提到洋務運動，之後戊戌變法等等，凡政治運動或改革均要依賴於出版業，西學東漸的逐步加深也是伴隨著出版業逐漸發達而來，這一點不待詳述。不過值得注意的是，這一時期的出版業不僅僅關注泰西學問及習俗。一些受眾更廣的閒書因為市場需求也被廣泛刻印，而進入民國之後大量古籍也紛紛被整理成合集出版，如《四部叢刊》、《四部備要》、《叢書整合》等等。

參考文獻：

林拓：《福建刻書業與區域文化格局關係的研究 》，《華東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4期。

蕭一山：《清代通史》

傅增湘：《藏園圖書經眼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