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個問題太大了，簡單說一下吧。二者權力孰大孰小，分時間，也分人。由於歐洲歷史上既有皇帝又有國王，所以就直接用“君主”代替二者。

從時間上說，西羅馬帝國滅亡後開啟的中世紀是教皇權力最大的時期，歐洲不少君主（但不是全部）的加冕都需要經教皇之手。一旦世俗君主不服從於教皇，教皇就會以開除教籍、拉動其他國家討伐等方式逼迫世俗君主就範。這一時期的代表事件就是“卡諾莎之辱”，堂堂神聖羅馬帝國皇帝向一個鞋匠之家出身的教皇懺悔了三天三夜才得到一個吻。

從地域和人上說，教皇在歐洲的影響力也不是絕對的。比如，丕平獻土、卡諾莎之辱都表明那個時候教皇的教權絕對是高於法蘭克王國、神聖羅馬帝國這些國家的君權的，所以矮子丕平、亨利四世才買教皇的賬。但是，要是放在其他地方，比如拜占庭帝國（8世紀中期羅馬教會就擺脫了拜占庭皇帝的控制）、保加利亞第一帝國（也有人叫王國），教皇的影響力就很有限了，尤其是拜占庭皇帝和羅馬教會的互懟互掐簡直不要太多。

現在歐洲也有教皇，還有君主。君主作為國家象徵，雖然統而不治但影響力仍然在；教皇作為世界天主教徒的精神領袖，也可以通過宗教一定程度上影響一些天主教國家的天主教徒。不過畢竟歷史的車輪是向前轉的，作為一個外中國人，教皇對除梵蒂岡外的國家的影響，其實也就比沒有影響要好一點點而已。

這個問題直到現在還很有討論的必要，大家美國總統就職宣誓的時候還需要把手放在聖經上嗎？真的很奇怪，包括法庭上作證也需要對著聖經宣誓，跟封建餘孽似。但是我今天分享一個在早期英國曆史上發生過的：

1164年，當亨利二世把自己的好基友托馬斯任命為坎特伯雷大主教時，也是想讓這個親密的好友在改革時站在自己一邊。沒想到權力在手，托馬斯以上帝為名嚴正拒絕並且請求教皇干預。害怕國王的報復，貝克特流亡法國六年。1170年，他和國王達成了和解表示支援國王並回到英國。然而一到英國，貝克特立馬開除了所有反對他的教職人員。12月29日，四名騎士找到大主教，在坎特伯雷砍死了他。

幾天後，開始有流言說貝克特的血有神奇的效果，一滴血就可以治療百病。教皇亞歷山大三世宣佈貝克特是天主教聖人，並且威脅亨利二世要開除他的教籍。這對於中世紀的國王來說是不可接受的懲罰。亨利辯解到當他說“難道沒人幫我除掉這個煩人的牧師”時，他只是一時的氣話，並不是認真的，誰知道這四個騎士就當真了呢？

此時，亨利二世與法王，國內的男爵們還有自己的兒子們同時開戰。男爵們宣稱他們獲得了新聖人貝克特的支援來反叛亨利二世的統治。在極度的戰爭壓力下，亨利二世這位驕傲的金雀花王朝國王來到坎特伯雷大教堂，在擁擠的人群中，亨利脫掉鞋子，赤足走過。在主殿中，脫掉外衣，讓主教和僧侶們把他打得血肉模糊並躺在地板上一整夜。亨利的努力沒有白費，男爵們的反叛很快平息。

亨利二世最終屈服在教會的腳下，直到金雀花王朝結束也沒有再和教皇發生大規模的衝突。英國要直到亨利八世才會再次迎來和教皇的權力鬥爭。

在歐洲，教皇與皇帝，誰的權利更大？

歐洲的歷史是從一個偉大帝國和它的崩滅開始的。歐洲從羅馬帝國汲取了太多東西，歐洲的形成因此深受這個帝國崩滅的影響。愛德華·吉本（Edward Gibbon）為他的歷史鉅著《羅馬帝國衰亡史》（The Decline and Fall of the Roman Empire）取的名字，已經深深烙印在我們腦海。

奧古斯都於公元前27年開始統治天下，他所建立的帝國在西方延續了五百年之久。公元400年左右，這個帝國永久分裂為東西兩半，而東羅馬帝國又繼續存活了一千年，直到1453年才終於氣絕。入侵西羅馬帝國的蠻族對東羅馬帝國的統治權是承認的。法蘭克王國的第一位基督徒國王克洛維一世（Clovis），就是從東羅馬皇帝手中得到“執政官”的封號；而並沒有隨羅馬而逝的教皇也承認東羅馬皇帝的地位，在這位最高宗教領袖眼裡，雖然蠻族數度入侵而西羅馬帝國也已淪亡，但舊秩序的關鍵部分依然完好無缺。在羅馬有個教皇，在君士坦丁堡則住著一個信奉基督的羅馬皇帝。教皇和皇帝這兩大權力中心，即將共同統理這片基督教江山。然而，當教皇亟需東羅馬皇帝協助時，這位皇帝卻力有未逮，無法伸出援手。

皇帝和教皇之爭持續了很長一段時間，他們甚至是真正的兵刃相見、戰場交鋒。你或許會問，教皇要怎麼打仗呢？由於他本身也是一國之尊，他有自己的屬地可以徵稅，他就拿這筆稅收來徵僱士兵。他四處尋找盟友，有時候會跟一些不想屈從於皇帝之下的王侯合作，打個比方，就像開啟皇帝他家的後門來搗亂。中世紀時期，北義大利的市鎮成為歐洲最富庶的地區，而皇帝的江山已經遠屆南部這裡。這些城鎮不喜受皇帝掣肘，有時也會主動和教皇結盟，聯手去打皇帝。他們時常扮演牆頭草，哪邊對他們有利就歸順哪方。

對於這位儼如戰士一般的教皇，文藝復興時期藝術家切利尼（Cellini）於自傳中有段精彩的描述。同文藝復興時期的許多人物一樣，切利尼也是多才多藝，他不但是個手藝高超的金匠，也精通武器製作。有一回敵軍攻打羅馬，他站在教皇這邊，就如何開炮射擊下達指令。教皇的敵人之一是某個曾替教皇打仗，但現在投效敵營的昔日西班牙官員，這人站得老遠，完全沒想到自己會身在射程之內，他一派輕鬆，佩劍還掛在胸前。當切利尼下令發射，炮彈立刻擊中這個武官的劍，劍反插到武官的身上，將他切成兩半。切利尼非常沮喪，他殺了一個完全沒有為死亡做好準備的人。他跪在教皇面前，請求赦免，教皇卻大悅地說：“噢，我原諒你，我原諒你所有因為服務教會而犯下的殺人罪過。”

教皇是個重要的君侯，他本該擁有皇室的一切行頭，因為他是教會元首，而且要以平起平坐之姿會見其他君主。 教皇和皇帝的互鬥始終是僵持的局面，從來沒有一方得到過完全的勝利。他們就像老闆和夥計之間的鬥爭；有人罷工有人以開除要挾，有時局面火爆而慘烈，不過你知道最後總會解決，而且世界上永遠都會有老闆和員工。教皇和皇帝之爭要說有什麼意義，那就是教皇從沒說過自己是皇帝，皇帝也從不以教皇自居。

雙方都承認對方的存在有其必要，爭的只是彼此的相對權力。這是西羅馬帝國一個非常重要的特色，也是它和東羅馬帝國的分野所在。 在東邊，依照君士坦丁堡的規矩，皇帝不但是整個帝國世俗事務的統御者，也是教會的統治者。他們也有個最高主教，但這位最高主教由皇帝指派，也歸皇帝管轄。在西邊，教會和國家則是分開的兩個權力單位，各有各的權威。這對國王來說是個不曾或斷的障礙，讓他無法號稱普天下都是他一個人的。

教皇與皇帝之爭最終隨著拿破崙的稱帝似乎告一段落，拿破崙不是信徒，換句話說，他不相信上帝。他篤信機會和命運。但他明瞭人民和信仰的深固關聯，深知宗教對於維繫士氣和秩序有多重要。早期的革命分子是啟蒙運動培養出來的小孩，對管理宗教缺乏這樣的尊重。要說造成法國社會分裂，讓人民對革命越來越敬而遠之的主因，什麼也比不上攻擊天主教會。

革命黨人霸佔教會土地，設立了一個教皇拒絕承認的、敵對教派的國家教會，拿破崙決定要終止此舉所導致的仇恨與分裂。 他跟教皇達成協定（教廷和政府間的協定有個特殊名稱，叫做Concordat），承認天主教是法國多數人民但並非“所有”人民的宗教；教皇要求撤銷宗教自由，拿破崙也不同意，指新教徒和其他宗教的信徒有權奉行自己的信仰而不受干擾。至於主教的任命，這份協定讓它回覆舊規：主教由國家提名，但由教皇為他們披上聖袍。 在教皇

的出席下，拿破崙於巴黎聖母院加冕為皇帝。教皇任命拿破崙與約瑟芬為皇帝和皇后，並賜福於象徵王權的標誌物：寶珠、權杖、寶劍、正義之手。然而，是拿破崙為自己戴上了冠冕，那是一頂複製品，仿照教皇曾為查理大帝戴上的王冠而做，它中空而輕巧，狀似羅馬人為勝利者戴上的桂冠。

在每個人的印象中，中世紀誰擁有最後的發言權？具體情況如何？在那個時候，教皇和皇帝有更大的權力，誰更崇拜他們。要理解這種關係，首先必須理解一個概念。國王和皇帝之間沒有平等的標誌。在羅馬帝國時期，有許多國王，特別是一個國家的君主。

皇帝唯一說的是神聖的羅馬皇帝，羅馬帝國的神聖皇帝，雖然名義上是整個基督教世界的皇帝，但實際上沒有干涉其他國家內政的實際權力。他能管理的只是他面前的一英畝三塊土地。可以說，這只是一個光榮的稱號。在皇帝和教皇公開和祕密戰鬥之前，他們確實有過很長一段時間的好朋友。

在中世紀早期，宗教使用政治手段反對權利持有人。那時，查理大帝以在全世界傳播上帝的榮耀的名義統一了西歐，僅僅因為他們拒絕屈服於自己並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禮就殺害了4000人。儘管查理曼在他的一生中做出了特殊的貢獻，但幾千年過去了，無數的人沒能一個接一個地抹去他身上的這一汙點。

當時，歐洲一直是一個割據的附庸政權。貴族自娛自樂，不太關心他人的生活。如果有人說他想當老闆，他仍然會覺得有點不舒服。教皇和皇帝成為好朋友後。皇帝可以任命或罷免教皇，教皇也可以為皇帝加冕。儘管戰爭因簽署了一些協議而暫時結束，但皇帝和教皇之間的鬥爭遠未結束。在接下來的幾個世紀裡，他們一直在為一些小問題爭吵不休。

下面由我，回答一下這個問題。

先糾正一下題設，羅馬帝國有皇帝，東羅馬帝國有皇帝，但大部分中世紀歐洲國家，只有國王。

如果要比較，最好是比較教皇和國王（皇帝（東羅馬/神羅）），這樣問題才比較有意義。

下面具體來講一下，如下，

（1）東羅馬帝國的教皇與皇帝

（2）中世紀教皇與國王

（3）神聖羅馬帝國教皇與皇帝

（1）東羅馬帝國的教皇與皇帝

東羅馬皇帝的麾下，不允許有超越皇權的教權存在，因為皇帝本人，就擁有帝國範圍內最高宗教地位。不過這樣一來，羅馬城的地位尤其尷尬。西羅馬淪陷之初，羅馬已然不在東羅馬皇帝的掌控之中，失去了的靠山的利奧一世甚至還要豁出老臉去幫羅馬城爭一條活路。而在另外一方面，教皇在基督教業內聲名日隆，不僅能夠影響羅馬人世界，還能夠影響最廣泛的野蠻人世界。就教皇的這個附加屬性而言，教權雖然理論上不如皇權，但卻儼然要高於東羅馬皇帝治所僅限於東羅馬一域的皇權。

最好的解決方案，當然是皇帝揮師西征，拿下羅馬城這個故國舊都。了卻一個念想的同時，也把教權統統收歸給皇帝本人來整合；如果沒有實力去完成最優解決方案，索性就退一步，把新羅馬的牧首重新打造成基督教世界的一面旗幟，以抵消來自於亞平寧半島的巨大宗教離心力。但無論是最優方案還是次優方案，都需要東羅馬的皇帝本人足夠爭氣，因為誰讓你自帶政教合一體質呢？

舊羅馬有個教皇，新羅馬有個皇帝。教皇說拉丁語，皇帝說的是希臘語。

比語言分歧更大的，是對於教權的明爭暗鬥。你一個生活在淪陷區蠻族世界中心的掛名教皇，能有今天還不是仰仗東羅馬皇帝帶來的片刻安寧。即便如此，剛剛吃上一口飽飯，馬上就忙不迭地跑到新羅馬來爭權奪利，手未免伸得太長了，無論怎麼琢磨皇帝都覺窩火。說白了，表面上的春風化雨，度化人心，卻擋不住凡塵俗世的金錢誘惑，權力春藥。縱然是每天滿嘴仁義道德的宗教領袖們，也難逃這個窠臼。

東部皇權與西部教權之間的摩擦，最終釀成一樁大事件——聖像破壞運動（Religious dispute over iconoclasm）。

聖像破壞運動之後，東西方宗教大分裂，最終衍生出了今天西方的東正教和天主教。

（2）中世紀教皇與國王

西歐封建制，這套體制並不看重血緣，而是以財力和軍事能力為基礎。並且國王以下，作為大貴族的封臣們在自己的領地上，可以行使自主的行政、軍事、司法、財務權力，包括單獨發行貨幣的權力。這樣的封建體系，很大程度上會表現出非常強烈的獨立傾向。這種情況甚至誇張到了——我的封臣的封臣，不是我的封臣的地步。甚至國王本人，分封到最後，只能是把自己的地盤越搞越小，搞到最後自己只能在自留地賺點零花錢的窘迫地步。

王權如此不堪，教權就一定會乘虛而入。因為教皇本人，包括教皇可以控制的西歐境內的大大小小的教士，無不都是貨真價實裂土封疆的封建主。今天史家有一種說法，中世紀光是教會與修道院所擁有的土地面積，就已經佔據了整個歐洲的三分之一了。想一想，這是多麼恐怖的一個封建組成部分。

所以，我們談當時法蘭克王國以及中世紀那些所謂的皇帝們，繞不開的話題，就是西歐奇葩的封建制，還有無處不在的大奸似偽的基督教影響。

中世紀歐洲的所謂民主，實際上是原始部落公有制的一種中古政治體現。即便是上溯到羅馬共和國與羅馬帝國時期，元老院的設定也只是歐洲上古時代軍事民主制的一種傳承而已。在這個其中，充斥的依然是政治陰謀，軍事政變、爾虞我詐、殺人如麻。和中國的歷史相比，並沒有什麼兩樣，反而是因為王權與教權相剝離，古代歐洲的政治版圖與政治角力更加複雜了。

簡單來講，王權強大的時候教權必然要靠邊站，而王權弱小的時候，教權則必然能夠坐收漁利。歐洲封建采邑制度的存在，是教權強大的天然土壤，利用各個小國對於教權的依賴，很容易干涉各個政權內部的政治經濟軍事。

舉個例子，中世紀法國卡佩王朝，當卡佩王朝的歷代先王們受困於法蘭西島而無法自由呼吸的時候，對教權必然是不敢帶頭挑戰的。一旦有個閃失，很容易被教皇驅逐出教會，到時候即便是皇室貴族也難免成了孤家寡人，甚至要面臨上帝子民們針對異教徒的聖戰。

再舉個最簡單的例子，婚喪嫁娶——教會控制了中世紀歐洲人的生活模式，所以一夫一妻制才是當時社會的主旋律。當然，一夫一妻制只是個幌子，只要國王願意，他可以跟無數的女人在一起，充分享受特殊階層為自己帶來的特殊享受。然而，不管國王外面有多少女人，正牌妻子只能有一個，也只有正牌妻子所生的兒子，才能算是親兒子。其他女人哪怕生一萬個兒子，也只能算是私生子。

教會規定，基督徒們無緣無故不能結婚或者離婚，如果確實有特殊情況需要結婚離婚的，則需要提出申請，由教會批准之後才能結婚離婚。即便是國王，也不例外。

（3）神聖羅馬帝國教皇與皇帝

神聖羅馬帝國是個有名無實的“帝國”，同樣帝國“皇帝”大部分情況下只是相當於德意志國王而已。

不過，我們還是找個例子，簡單講一下，

以薩利安王朝的亨利四世為例。

起因，是敘任權之爭。

德意志王國和羅馬教廷的早期矛盾，集中體現在了敘任權之爭（Investiture Controversy）。

所謂敘任權之爭，是指羅馬教廷與世俗王權之間對於神職人員在本地國的任命問題。按照今天我們職場的概念來講，基督教神職人員的屬地是在各個王國，但是神職人員的縱向業務領導卻是羅馬教廷。按照常規來講，地方行政大員，對於縱向業務專業線的人事委派，應該行使的是否決權，而非任命權。舉個例子來講吧，某個市的市長屬於本地行政領導，他有權管理本地的市公安局，但是縱向來看，省公安廳才是決定市公安局人事任命的上級權力機構。所以，敘任權之爭，就有點類似於市長與省公安廳對於市公安局的人事任命權的爭奪。

公元1073 年，羅馬教皇格列高利七世（Gregory Ⅶ）頒佈了基督教宗教界著名的《教宗訓令》（Dictatus papae）。在這個訓令第十二條中，石破天驚地出現了這樣一行字“可以允許他（教皇）廢除皇帝”。這件事情，顯然已經把教權與王權的矛盾完全明面化，並且教權一方已經開始先發制人了。

王權一方，得到訊息的是當時薩利安王朝的第三位國王亨利四世（Henry IV）。亨利四世此時此刻正在緊鑼密鼓地籌備實施同薩克森的內戰。權衡利弊之下，亨利四世果斷選擇了暫時隱忍。

公元1075 年，已經完美地在戰場上鎮壓了薩克森人的亨利四世勝利歸來。藉助勝利餘威，亨利四世迫不及待地和羅馬教廷攤牌了。當時的教皇格列高利七世警告，亨利四世不要插手北義大利米蘭城的大主教任命事宜，否則教皇有權行使權力，將亨利四世逐出教會。亨利四世則毫不示弱，堅持認為無論德意志本土還是北義大利，都是帝國的傳統疆域。在此疆域內，只有王權或者皇權才是最高權威。也就是說，這個國家說了算的，是世俗王權，而不是羅馬教廷。

雙方的矛盾迅速激化。

公元1076 年1 月，亨利四世召集了德意志王國疆域內的多名主教，在北義大利的沃爾姆斯（Worms）舉行宗教會議。會議宣佈格列高利七世被廢掉，會議決議即刻執行。一個月之後，公元1076 年2 月22 日，在這個足夠犯二的日子裡，羅馬教廷做出反制動作。羅馬教廷也決議，所有參加沃爾姆斯會議的人員，包括所有主教也包括國王本人，均被逐出教會。為期一年，以觀後效。

羅馬教廷的決議，顯然在宗教界更加具有說服力。

亨利四世，終於被絕望地推到了懸崖邊上。萬般無奈，走投無路。

公元1077 年1 月，亨利四世帶領妻兒老小，風塵僕僕地穿越阿爾卑斯山，覲見教皇。然而由於雙方在過去的一年之中過於敵對，已經並不存在對話的平臺，誤判形勢的教皇匆匆忙忙地躲進了一位德意志藩侯的城堡。這座城堡，被稱之為“卡諾莎城堡” 。由於教皇遲遲不肯出來接見亨利四世，國王只能採取低三下四痛哭流涕死纏爛打的招數了。於是在瑟瑟寒風之中，亨利四世只披著麻布衣服（hairshirt），赤腳站在雪地之中。期間，不吃不喝一直持續了三天三夜。到最後，教皇終於從城堡中現身，並且在亨利四世額頭上留下一個吻。雙方的第一輪戰鬥，到這裡也就告一段落。

這件事情，被稱之為“卡諾莎悔罪”（Road to Canossa）。並且，由於這件事情已經讓王權恥辱到了地板以下，所以後世也經常用這個片語，形容奇恥大辱。

總而言之，教權與王權之爭，是西方世界從古至今的主旋律，一直到16世紀宗教改革為止。

教皇與皇帝究竟誰的權力更大，從貫穿整個歐洲的宗教史來看，二者並沒有誰的權力能絕對的超過一方，但從不同的歷史階段分析，兩者權力是一個此消彼長，相互制約、相互發展的過程，當民眾傾向於教皇高於國王時，國王便選擇拉攏教皇，形成合作關係。當民眾傾向於國王時，國王便選擇擺脫教皇，打破合作關係。

教皇通過宗教理念控制人們的思想世界，國王通過政治活動控制國家的實際權利，二者合作可以發揮出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但是，從另一方面講，他們也是彼此的障礙。

在中國，我們通常將教宗稱之為“教皇”。也就是說，教皇即教宗，是天主教的最高領袖，代表基督教的最高權威。

君主制是一種古老的政體，在社會早期普遍存在，在該體制下，國王是最高領袖，世襲傳承、終身任期，然而，隨著社會的發展，大部分國家已經發生政體的轉變，只有小部分國家至今仍保留君主制政體，如英國、西班牙、日本等，而且，國王大多是統而不治的“虛君”。

那麼，問題來了，在一個普遍信仰基督教的君主制國家中，就出現了兩個最高領袖，即教皇與國王。

皇權與教權如果混亂，很容易造成極大的政治災難，那麼歐洲基督教國家中國王和教皇的關係是怎樣的呢？這要從不同的歷史階段來分析。

全世界的君主制國家，在最初期的時候，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就是流行“君權神授”的說法，即國王的權力來自於神的賜予。

國王需要藉助教皇的威信，來鞏固自己的統治，於是，主動將最高祭司一職交給了教皇，實行“政教分離”。

此時，教皇的地位進一步提高，凌駕於國王之上，但並不干預政治活動。國王的權利籠罩上神的光環，可以更好的發揮，所以心甘情願的被教皇壓一頭。教皇與國王彼此利用。

8世紀中期，教皇的地位已經在歐洲諸國獲得了普遍的認可，而他的老東家羅馬帝國，卻日漸衰敗，鄰近的倫巴底王國不斷侵擾，嚴重威脅到教皇的安全和利益。於是，教皇不得不開始尋求新的合作伙伴，比較強大的法蘭克王國，成為一個不錯的選擇。

當時的法蘭克王國由宮相（宮廷總管）丕平把持朝政，他是一位野心勃勃的獨裁者，早就綢繆發動政變推翻國王的政權，若是捆綁上教皇便能名正言順。於是，兩人一拍即合，結成盟友。很快，丕平在教皇的支援下，成功篡奪王位，建立加洛林王朝。

按理來說，教皇作為精神領袖不應該擁有土地，畢竟管理土地是各國國王的應盡職責。但丕平即位後，為了酬謝教皇，兩次出兵攻打倫巴德王國，並將佔領的一部分土地送給教皇，史稱“丕平獻土”。

從此以後，教皇擁有大片的獨立領地，逐漸形成了一個主權國家，被稱為“教皇國”。

此時，教皇不僅是所有信奉基督教國家的精神領袖，也是自己統治國家的實際元首，又有加洛林王朝的鼎力相助，開始參與到政治活動中，並且逐步擴大幹預範圍，權利盛極一時。

其後，伊斯蘭教在地中海東岸迅速發展起來，原本屬於基督教的聖地耶路撒冷，落入了伊斯蘭教手中，這嚴重阻礙了基督教想要建立世界教會的企圖。

眼看著“孃家”被伊斯蘭世界一步步的侵蝕，11世紀到13世紀這200年間，在教皇的號召之下，多個歐洲基督教國家聯手，對地中海東岸的國家進行了一系列大規模的軍事襲擊，前後共計9次。

他們最初的目的是收復耶路撒冷，然而隨著戰爭的進行，逐漸發展成瘋狂的掠奪和殺戮。十字架是基督教的象徵，因此，每個出征的人胸前和臂上都佩戴“十”字標記，故稱“十字軍東征”。

此時，基督教世界如此團結一致，教皇的權力和地位達到頂峰。

勞師動眾的東征以失敗告終，給廣大民眾帶來了極大的思想衝擊，他們開始質疑自己的信仰，使得教皇的身價大打折扣。長期被教皇壓一頭的國王，也開始不甘心。無形之中，教皇成了不良後果的承擔者，而國王則因禍得福。

戰爭促進了東西方貿易及文化等諸多方面的交流，歐洲資本主義開始萌芽，而後隨著航海技術的提高，開闢了通往美洲、印度等地的新航線。許多國家通過殖民主義促進展經濟發展，獲得了廣大民眾的支援，他們都認為這些功勞應該是國王的，因此，國王的聲望逐步超越教皇。甚至還有些國家進行深刻的宗教改革，進一步削弱教皇的權利。

長期以來，歐洲各國的國王都需要得到教會的承認，皇帝必須要通過教皇加冕才被視為正統。然而，19世紀初期，拿破崙建立法蘭西第一帝國，在巴黎聖母院舉行加冕儀式，發生了震驚世界的一幕：拿破崙不但拒絕向教皇下跪，還把教皇手中的王冠奪過來，直接戴在自己的頭上，並親自為王后戴冠。拿破崙可以說是第一個把教皇不當回事的皇帝，後來，英國維多利亞女王、德國威廉一世加冕都沒有通過教皇這也就意味著教皇已名存實亡，國王擁有絕對的權力，二者正式分道揚鑣。

19世紀末開始，長期四分五裂，又被周邊強國滲透的義大利半島，終於爆發了民族復興運動，先後發動三次獨立戰爭，基本完成統一，建立了義大利王國。

為了給教皇留下一點面子，也為了迎合世界各地依然尊敬教皇的基督教徒，義大利並沒有將教皇國趕盡殺絕。於是乎，教皇被迫退居到羅馬城西北角的梵蒂岡，隨後義大利和教皇國簽訂了“拉特蘭條約”：義大利承認梵蒂岡為主權國家，國土神聖不可侵犯；教皇是梵蒂岡的國家元首，施行“政教合一”。

而在這期間，歐洲大範圍爆發資產階級革命，許多國家被迫走上了君主立憲制的道路，國王的權力不再來自於神的賜予，而是由議會限定，成為國家的“虛位元首”，在政治活動中扮演著“統而不治”的角色。

此時，教皇成為一種宗教形式上的象徵，國王成為一種政治形式上的象徵，互為擺設關係，一直持續至今。

從歷史發展總結來看，教皇的權力和地位主要取決於國王的態度，而國王的態度主要取決於民眾的傾向。當民眾傾向於教皇高於國王時，國王便選擇拉攏教皇，形成合作關係。當民眾傾向於國王時，國王便選擇擺脫教皇，打破合作關係。

想要搞清楚皇權和教權的關係，首先要弄清楚一個概念，歐洲的「國王(knig)」和「皇帝(Kaiser)」之間不能劃等號。神聖羅馬帝國時期，國王有很多個，指的是一個具體國家的君主，比如東/西法蘭克王國、義大利、勃艮第等，而皇帝只有一個，即神聖羅馬帝國皇帝。

東法蘭克王國的國王(名義上)由法蘭克王國的各個公爵選舉出來，在亞琛主教座堂由科隆，美因茨，特里爾的三位大主教加冕成為國王;而後在羅馬(絕大部分情況下是在羅馬，18世紀以後轉去美因河畔的法蘭克福)被教皇加冕成為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但是不是每一位東法蘭克國王都能被加冕成為皇帝。

　　神聖羅馬帝國皇帝雖然名義上是整個基督教世界的皇帝，事實上卻沒有什麼能干涉別的國家內政的實際權力，能管的還是自己面前的一畝三分地，可以說只是一個光榮的稱號。

　　在皇帝和教皇貌合神離，明爭暗鬥之前，他們確實也當過蠻長一段時間的好朋友。

　　中世紀早期，宗教對於權力擁有者來說是一種政治手段。當初查理大帝也是打著要讓上帝的光輝遍大地的名義統一了西歐大陸，為此他還屠殺的四千薩克森人，只因為他們不肯臣服於他並接受基督教的洗禮，縱使查理曼一生功績無數，千八百年過去了，無數水軍前赴後繼都沒能成功洗刷掉他這個汙點。

那時的歐洲，向來都是諸侯割據，貴族們圈地自樂自掃門前雪，雖然他們不怎麼關心別家怎麼過日子，但是如果有一個人站起來說「我是老大，你們都要聽我的!」，他們還是會有點介意的，具體表現就是不服氣，有的時候甚至會聯手把那個想當老大的人幹掉。對於想當國王的那個人來說，即便他家底子夠好，軍事力量夠強大，已然幹翻了那些反對他的人，他仍然需要一個最重要的東西——官方認證。不然大家還是不服氣，「我今天雖然被你幹掉了，那是你小子運氣好，我歇個兩天一定還來找你事兒，你等著!」，而且當大家都這麼想時，這個老大當著就沒什麼意思了。

　　所以，讓別人輸得心服口服的官方認證這個時候就顯得無比重要。所謂的官方認證，說白了就是來自上帝的認可——宣稱自己的世俗統治權是上帝授予的，這一招看似很縹緲，但是在那會兒信仰及盛的大背景下，還是非常有用的。就像我們的帝王，尤其是開國皇帝，比如朱元璋，出生時一定傳說天象異常比如紅光滿地什麼的，所以說還是那句話，套路都是一樣的，不搞點噱頭出來表示你異於常人，大家怎麼能心服口服的跟著你幹呢。

　　在歐洲，天降神龍是不可能的了，說上帝親自出現了給了你指示，估計也沒什麼人信，這個時候就需要我們的好朋友主教出場了。主教作為可以跟上帝對話的神職人員，能夠向民眾傳達上帝的旨意，自然也可以代表上帝為國王加冕。

除了加冕，主教還能給國王在治理國家上給予幫助。中世界早期的大多數國王，怎麼說呢，就是個文盲，基本不認識幾個字兒。他們所接受的基本上只有軍事教育，說難聽一點，那會國王的日常就是打架睡覺啃骨頭。然而諾大一個國家，除了幹仗總歸會有一些別的瑣事需要麻煩國王的，而作為那會全國上下為數不多認識字兒的人的主教，自然成為了國王請教的物件。

　　講到現在都是國王和主教純潔的友情，那教皇是何時出現橫刀奪愛一躍成為日後的男主的呢?

　　公元751年，宮相矮子丕平派人給教皇捎去了一封特別不正式的信，假模假式的問教皇「一個沒有實權的領袖是否還能被稱為國王」，教皇畢竟是讀過書的，這麼明顯的篡位意圖他一眼就看出來了，然而教皇還是非常迅速的給矮子丕平回了一封信「誰有實權誰就當國王唄」。作為教皇公然支援別人篡位怎麼聽都不太好聽，但是教皇不傻，他這麼明確的表示自己的態度，更加主要的一個原因是他自己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同盟保證自己在亞平寧半島的地位。

　　倫巴底人的軍事侵略活動已經威脅到了教皇的領地，而這時的拜占庭自己也四面楚歌捉襟見肘，教皇只能尋找一個新的同盟。他給丕平以宗教保障，換取的是丕平的軍事援助。再到後來丕平的兒子查理大帝幫助教皇徹底征服倫巴底人後，作為回報，教皇加冕查理曼為“羅馬人的皇帝”。就這樣，教皇和皇帝第一次正式牽上了友誼的雙手——你給我名分，我幫你打架。

　　皇帝和教皇的明爭暗鬥

　　教皇和皇帝變成好朋友之後，教會官員的任命雖然理論上應該是羅馬天主教會的職責，但實際上卻是由世俗權威履行。即皇帝可以任免教皇，而教皇同時也可以為皇帝加冕，因此，這樣一個對教會職位的世俗敘任便成了永不停止的周而復始。在這樣的無限迴圈中教皇和皇帝手拉手一步兩步三步四步走過了三百年，這期間他們雖然也有分歧和矛盾，但也都因為更大的共同利益攜手化解了。

教皇和國王始終是僵持的關係，雙方爭奪是對權利的掌控，從來沒有那一方能完全勝過和壓倒對方。

宗教曾經在古代和近代發揮著重要的作用，一個國家的領袖本應該是國王，但宗教的興起逐漸改變了這一狀態，宗教的領袖與國家的國王開始形成相互合作競爭的關係。

教皇通過宗教理念控制人們的思想世界，國王通過政治活動控制國家的實際權利，二者合作可以發揮出一加一大於二的效果，但是，從另一方面講，他們也是彼此的障礙。

教皇的權力和地位主要取決於國王的態度，而國王的態度主要取決於民眾的傾向。當民眾傾向於教皇高於國王時，國王便選擇拉攏教皇，形成合作關係。當民眾傾向於國王時，國王便選擇擺脫教皇，打破合作關係。

列舉兩個例子:

1、教皇需要皇帝保護

8世紀，日耳曼蠻族的倫巴底人，再次入侵羅馬，準備佔領義大利及羅馬周圍的大片土地。對於教皇來講，在一個不信奉基督教的蠻族治下，將是巨大的威脅，他當然不願意臣服於這群異教徒。

教皇向羅馬皇帝發出求援的請求，此時的羅馬皇帝疲於應付伊斯蘭的進攻，根本無力滿足教皇的要求。在阿爾卑斯山的北方，是信奉基督教的法蘭克，它是所有日耳曼蠻族建立的國家中，當時最強盛的，法蘭克成了教皇的唯一的希望。

法蘭克國王派出軍隊，擊退了倫巴底人，還將當時義大利的一大塊土地送給了教皇，隨著歷史的變遷，土地面積不斷縮水，在今天，梵蒂岡還是屬於教皇的領土。

2、皇帝被教皇開除教籍

教皇格列高利七世在主教的任命誰來決定的問題上，與皇帝亨利四世產生分歧，雙方都想將權利掌控在自己手中，互不讓步，態度十分強硬。

教皇公開宣佈：將皇帝開除教籍。這就是宣告，全國的人民，不必在效忠皇帝。皇帝不顧天寒地凍，來到城堡求見教皇，在風雪中苦等了三天，只是要求教皇見他一面。他將CROWN、袍子等代表皇權的信物全部脫去，穿著平民的衣服，教皇被他打動，答應見他。

皇帝跪在教皇面前，請求教皇能夠原諒他的魯莽行為，教皇收回了將皇帝開除教籍的決定。雙方經過協商，在主教的任命上達成一致，皇帝在主教人選的上，權利增加，但為主教聖袍加身和賜予權杖的必須是教皇。

所以，教皇的實際權利其實沒那麼大，很多時候必須得獲得世俗君主的支援，才能展現出足夠的力量。

各地的宗教機構，雖然名義上歸屬教皇統領，可實際上有很多都是聽從當地的軍事領主的，根本不屌教皇...因為這些宗教機構實質上成為了各地軍事領主的附庸，所以對其的發展才沒有那麼大的限制（不聽話的就會被限制，這是有許多先例的）

中國也有類似的問題，但中國土地上的不是宗教集團，而是儒家士人集團，他們和歐洲的宗教一樣，在某些時候能夠對抗皇權，也曾經有過壓制皇權，甚至有過凌駕於皇權之上的時候。

這兩者之間是有共同點的，比如對話語權的掌控，比如對知識傳播的掌控，比如其成為了底層人士向上爬的唯一階梯，這些都是他們能夠以非暴力手段掌握一定實權的根本原因。

一個很好的問題。

這個問題沒有固定答案。

這個問題的不斷變化或來回跳躍，曾經成為歐洲歷史演進與發展的一條主線 。

歐洲歷史諸多重大事件、精彩故事，都與“求解”、“論證”這個問題有關，比如聖殿騎士團的悲劇式謝幕。

隨著宗教勢力的發展，中期教皇的權利比較大。因為金字塔式封建的特點，下級只忠於上一級，例如國王可以給某伯爵下命令，而管不到伯爵下面的騎士，而伯爵也管不到騎士下面的農民。但從騎士到農民，都會聽主教或神父的。何況教會還抽十一稅，比國王富有多了。所以教會可以組織軍隊，可以調停國家之間矛盾，可以加冕國王，可以影響政治經濟等格局。

後來各國君主集權後，逐漸打破教會統治，才慢慢地變的有權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