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恰似日本國家發展路線的“風向標”：最先印在貨幣上的是引導日本學習中國的政治人物聖德太子、吉備真備等，之後是學習西方的政治人物板垣退助、伊藤博文等。現在，1000日元由以前的夏目簌石換成了細菌學家、日本第一個諾貝爾科學獎提名獎獲得者野口英世；5000日元由《武士道》一書的作者新渡戶稻造，換成了女作家樋口一葉。但是，福澤諭吉的頭像自上世紀80年代初被印在10000日元上以後，迄今未被替代。福澤諭吉作為一介布衣，能獲此厚遇，說明他在日本無可替代的地位。福澤諭吉被譽為“日本國民教師”、“日本的伏爾泰”，還被視為明治維新日本國家發展道路的“設計師”。他的思想理論，迄今仍反映於日本的內政外交。
在強調門第、出生的日本，福澤諭吉出身低微。他的父親福澤百助是豐前中津藩（今天九州島大分縣境內）駐大阪銷售本藩糧谷雜物的“藏屋敷”的會計。但是，他對漢學的喜歡近乎痴迷，並頗有造詣。1835年1月10日，福澤百助覓得了清朝《上諭條例》60餘冊，晚上麟兒出生。福澤百助甚感欣喜，於是便為兒子取名“諭吉”。18個月後， 45歲的福澤百助因病暴卒。福澤諭吉的母親阿順帶著他和他的哥哥及3個姐姐，從大阪回到了闊別10多年的故鄉中津藩。
福澤諭吉本人的經歷也恰似“時代風向標”。他15歲開始讀《史記》《漢書》《戰國策》《春秋左傳》等中國古典名著。之後，先是在長崎跟隨山本物次郎學習“蘭學”——以荷蘭文為載體的西方學術，之後在大阪進入著名蘭學家緒方洪庵開辦的“適塾”學習蘭學。1854年日本開國後，福澤諭吉發現西方世界廣泛使用的是英文，於是便開始學習英文。當時，他已26歲。
福澤諭吉一生筆耕不輟，著作逾60部100冊，涉及各個領域。1866年，他根據出樣考察的所見所聞所感，撰寫了《西洋事情》。在《西洋事情》中，福澤諭吉首次將civilization譯為“文明”。1875年，他出版了專著《文明論概略》。在這本書中，福澤諭吉將世界各國文明進步的差異劃分為三個階段，非洲人處於野蠻階段；日本、中國屬於半開化階段；歐美屬於文明階段。他強調，“若要使日本文明進步，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在此思想基礎上，1885年3月16日，他提出了著名的《脫亞論》。
福澤諭吉公開抨擊日本的等級制，強調“一身獨立，方能一國獨立”，大力倡導“獨立自尊”。前東京大學教授北岡伸一認為，這句話概括了福澤諭吉政治思想的精髓。北岡伸一專門寫了本福澤諭吉的評傳，書名就是《獨立自尊》。
福澤諭吉的經濟思想以崇尚“自由”為標榜，即主張開戰“自由競爭”。最初將英文competition一詞譯為“競爭”的，就是福澤諭吉。他強調，“使人依照天賦，自由地伸展其力，是經濟學之基本宗旨”。他尤其主張“工商立國”，並專門寫了一篇題為《除工商立國之外別無他途》。福澤諭吉“官不可與民爭利”的思想，被貫徹於“殖產興業”。深受他思想影響、後來成為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1880年建議將大部分“國企”出售給民營資本，扶植民營資本發展。這一建議獲政府採納，對日本工業近代化的成功具有重大影響。
總之，福澤諭吉的政治、經濟、外交思想，對日本的發展具有劃時代意義。想知日，不可不知福澤諭吉。
貨幣，恰似日本國家發展路線的“風向標”：最先印在貨幣上的是引導日本學習中國的政治人物聖德太子、吉備真備等，之後是學習西方的政治人物板垣退助、伊藤博文等。現在，1000日元由以前的夏目簌石換成了細菌學家、日本第一個諾貝爾科學獎提名獎獲得者野口英世；5000日元由《武士道》一書的作者新渡戶稻造，換成了女作家樋口一葉。但是，福澤諭吉的頭像自上世紀80年代初被印在10000日元上以後，迄今未被替代。福澤諭吉作為一介布衣，能獲此厚遇，說明他在日本無可替代的地位。福澤諭吉被譽為“日本國民教師”、“日本的伏爾泰”，還被視為明治維新日本國家發展道路的“設計師”。他的思想理論，迄今仍反映於日本的內政外交。
在強調門第、出生的日本，福澤諭吉出身低微。他的父親福澤百助是豐前中津藩（今天九州島大分縣境內）駐大阪銷售本藩糧谷雜物的“藏屋敷”的會計。但是，他對漢學的喜歡近乎痴迷，並頗有造詣。1835年1月10日，福澤百助覓得了清朝《上諭條例》60餘冊，晚上麟兒出生。福澤百助甚感欣喜，於是便為兒子取名“諭吉”。18個月後， 45歲的福澤百助因病暴卒。福澤諭吉的母親阿順帶著他和他的哥哥及3個姐姐，從大阪回到了闊別10多年的故鄉中津藩。
福澤諭吉本人的經歷也恰似“時代風向標”。他15歲開始讀《史記》《漢書》《戰國策》《春秋左傳》等中國古典名著。之後，先是在長崎跟隨山本物次郎學習“蘭學”——以荷蘭文為載體的西方學術，之後在大阪進入著名蘭學家緒方洪庵開辦的“適塾”學習蘭學。1854年日本開國後，福澤諭吉發現西方世界廣泛使用的是英文，於是便開始學習英文。當時，他已26歲。
福澤諭吉一生筆耕不輟，著作逾60部100冊，涉及各個領域。1866年，他根據出樣考察的所見所聞所感，撰寫了《西洋事情》。在《西洋事情》中，福澤諭吉首次將civilization譯為“文明”。1875年，他出版了專著《文明論概略》。在這本書中，福澤諭吉將世界各國文明進步的差異劃分為三個階段，非洲人處於野蠻階段；日本、中國屬於半開化階段；歐美屬於文明階段。他強調，“若要使日本文明進步，必須以歐洲文明為目標，確定它為一切議論的標準，以這個標準來衡量事物的利害得失”。在此思想基礎上，1885年3月16日，他提出了著名的《脫亞論》。
福澤諭吉公開抨擊日本的等級制，強調“一身獨立，方能一國獨立”，大力倡導“獨立自尊”。前東京大學教授北岡伸一認為，這句話概括了福澤諭吉政治思想的精髓。北岡伸一專門寫了本福澤諭吉的評傳，書名就是《獨立自尊》。
福澤諭吉的經濟思想以崇尚“自由”為標榜，即主張開戰“自由競爭”。最初將英文competition一詞譯為“競爭”的，就是福澤諭吉。他強調，“使人依照天賦，自由地伸展其力，是經濟學之基本宗旨”。他尤其主張“工商立國”，並專門寫了一篇題為《除工商立國之外別無他途》。福澤諭吉“官不可與民爭利”的思想，被貫徹於“殖產興業”。深受他思想影響、後來成為日本首相的大隈重信，1880年建議將大部分“國企”出售給民營資本，扶植民營資本發展。這一建議獲政府採納，對日本工業近代化的成功具有重大影響。
總之，福澤諭吉的政治、經濟、外交思想，對日本的發展具有劃時代意義。想知日，不可不知福澤諭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