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近代史中，清末的“公車上書”是一件影響比較大的事件，曾在一段時間內被說成是戍戌變法的思想發動和前奏。然而，有現代學者就這個事件的發生過程及事後影響進行了詳細考證後，展示給人們的卻是想不到的另一種結果。

清光緒二十一年（1895），甲午戰爭失敗的清政府派李鴻章赴日本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條約中關於割讓臺灣及遼東，賠款白銀二億兩的內容，引起在北京應試等待發榜的舉人們的憤慨，臺籍舉人更是痛哭流涕。康有為寫成18000字的上皇帝疏準備上遞。康有為在松筠庵聯合在京應試的舉人開會，號召聯名。十多省的舉人紛紛響應，其中1200多人連署。5月2日，這些舉人與數千市民一起到都察院請求轉交給皇帝，遭到拒絕。

上疏中針對國情提出改革建議，主要是四項：“下詔鼓天下之氣”、“遷都定天下之本”、“練兵強天下之勢”、“變法成天下之治“。上疏沒能到達皇帝手中，康有為並未洩氣，四日後又上呈《上清帝第三書》，提出變法的步驟：富民、養民、教士、練兵。這次上疏被光緒帝看到了。光緒帝閱後非常重視，命令將此書謄抄，分送慈禧太 後、軍機處和各省督撫。緊接著康有為又上《第四書》，提出“設議院以通下情”的主張，但遭到拒絕代呈。

不久，乙未科進士考試成績發榜，康有為得中進士，被授予工部主事。但他沒有赴任，而留在北京與當時的進步人士一起醞釀變法。光緒二十四年六月，光緒帝在頤和園勤政殿召見康有為，任命他總理衙門章京，準其專摺奏事，籌備變法事宜，即為戊戌變法的開始。

對這次上書事件，康有為和他的學生梁啟超在事後的一系列文稿中做了超出事實真相的描繪。這才引起一些史學專家的考詰。

（歷史學家翦伯贊先生）

首先，歷史學家翦伯贊先生在《戊戌變法書目題解》中指出：《公車上書記》“書後附簽名者六百零三人，其籍貫包括十六省”，而“康有為自編年譜作十八省千二百人，與此書所載不同”。各省舉人並未在萬言書上簽字。而康、梁撰書時列舉的名單隻可能來自松筠庵會議的通“知單”或簽到簿，反映的只是參加會議的人數。鑑於曾有部分舉人“取回知單”，而現存的名單中又確實沒有山東、浙江、河南、江西、臺灣、奉天、黑龍江、新疆、蒙古等省區的舉人在內，參加 松筠庵會議者總共或許不止六百零三人，但是否能多達一千二三百人，也還尚有疑問。“公車上書”真實情況到底為何，是確如康、梁所說，還是事後編造抬高自己的神話?就目前的研究而言，仍然是個不解之謎。

另一個提出質疑的是史學家姜鳴，其在《天公不語對枯棋》中用自證、它證、反證的方法，又根據翁同龢當日日記和宮廷檔案，證明上書“被拒”之事不存在。另外康、梁所述此事的時間、地點、人物和人數都不相吻合，漏洞百出。所以他認為“公車上書”作為歷史事件並不存在，頂多只能稱作“公車集會”或“公車擬上書”而已。

綜上所述，這件事情是有，但事情的經過、規模、意義被誇大，甚至嚴重到失真的程度了。根據康有為在戊戌變法運動前後的行為來看，康有為及其學生們在這件事上小題大做、添枝加葉的目的，無非是想把自己打扮成公車上書活動和戊戌變法運動的領袖，博得後世永久的讚頌。但是，戊戌變法失敗後，譚嗣同等人慷慨赴死，而康有為卻逃往海外，充分暴露了急功近利、虛榮自負、狹隘偏激的舊知識分子的性格缺陷。正因為如此，即使沒有後黨和頑固派的扼殺，他們所參與或領導的變法圖強運動也必定鬧不出什麼成果來。

自命不凡，自導自演本意強國富民，後事敗亡命天崖，為己為私多次在歷史舞臺上粉墨登場，充當皇權的跳樑小醜，大失人心，不值一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