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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於這種是僅限於在皇帝與個別詞臣之間進行,加之內東門的特殊位置,能避開大多數人的耳目,所以,臣僚往往能就某些相對敏感問題,如上文中李迪所說的三司財政狀況與“土木之役”之事,較自由地發表意見,而不必有太多顧忌。而皇帝亦因此可在內東門小殿中得到一些其它場合中難以得到的意見或資訊。如前所述,內東門在很大程度上屬於皇帝的“私人”空間,再加上皇帝與詞臣之間,是以“獨對”的特殊方式進行交流的,因而小殿中進行的召對,亦常具有明顯的私人色彩。

    元祐時,蘇軾為學士,遭言官所攻,屢上章求去,一夕,“對於內東門小殿”太皇太后忽宣諭軾曰:“官家在此。”軾曰:“適已起居矣。”太皇太后曰:“有一事欲問內翰,前年任何官職?”軾曰:“汝州團練副使。”曰:“今何官?”軾曰:“臣備員翰林,充學士。”曰:“何以至此?”軾曰:“遭遇陛下。”曰:“不關老身事。”軾曰:“必是出自官家。”曰:“亦不關官家事。”軾曰:“豈大臣薦論耶?”曰:“亦不關大臣事”軾驚曰:“臣雖無狀,必不敢有幹請。”

    曰:“久待要學士知此,是神宗皇帝之意。當其飲食,而停筯看文字,則內人必曰:‘此蘇軾文字也。’神宗毎時稱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學士而上仙耳。”軾哭失聲,太皇太后與上、左右皆泣。已而命坐賜茶曰:“內翰直須盡心事官家,以報先帝知遇。”軾拜而出,徹金蓮燭送歸院。”在這次召對中,雖無太多實質性的資訊交流,但透過這次談話,太皇太后既向蘇軾表達了挽留之意,又藉機強化了君臣之間的情誼。

    內東門小殿的存在,為皇帝加強與臣僚之間的私人關係,提供了條件。除兩制詞臣外,宋代皇帝還常在夜晚召對一些其它臣僚,大體而言,這些臣僚包括以下幾類,其一,經筵官,如真宗時,置翰林侍讀、侍講學士“設直廬於秘閣,侍讀更直,侍講長上。日給尚食珍膳,夜則迭宿,令監館閣書籍。中使劉崇超日具當宿官名,於內東門進入。自是,多召對詢訪,或至中夕焉。”其二,宿直的諸殿學士,如王欽若在真宗時嘗以資政殿大學士宿直,一夕為內臣召入與真宗面對。

    其三,某些與皇帝有特殊關係的官員,如太宗晉邸舊人柴禹錫,掌翰林司時“每夜直,上以藩府舊僚,多召訪外事”。這些人或為名儒,或為前任宰輔,或為潛邸舊僚,一般而言,均與皇帝有較為密切的私人關係,透過對這些人的宣召,皇帝可以更廣泛地瞭解各方面資訊。對於召對上述諸人的具體地點,往往史無明文,筆者認為,內東門小殿,也可能是皇帝與其它臣僚“夜對”的地點之一。

    與常規性的視朝相比,臨時性的召對,在很多方面,均有不同。時間和空間上的差異,已如前所述。此外,從程式上看,前者對於人員、機構的進奏次序,均有更為嚴格的規定,而後者較為靈活,受皇帝個人意志影響較大;從覆蓋的人員範圍上看,前者較為廣泛,多數官僚皆能參與,而後者較為特殊,多僅限於與皇帝有較密切關係之人;從贊導者上看,前者是由以武選官為主體的閤門負責,而後者是由內侍引進;從交談內容上看,前者多涉及各機構的本職公事,而後者則無太多規定,常視君臣雙方的具體情況而定。

    可以說,內外之際的內東門小殿,與內廷之中的垂拱、紫宸、崇政、延和等殿互相補充,共同形成了以內朝為中心的政治空間。在這一空間中,皇帝既能借助於既有的各種制度規範,較全面地與臣僚溝通交流,瞭解各方面事務,也可以根據其個人意志,有選擇地與某些臣下進行有針對性性的對話,更深入地獲取資訊。在這一內廷空間中,既有制度性交流,又有私人性對話;既有常規性的溝通,又有因事隨機的討論,充分體現出宋代皇帝開闢多元資訊渠道以“防範壅蔽”的政治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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