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文古文爭得最厲害的倒不是它們最盛行的漢代，而是考據學大熱的清代。兩者之間的很多爭端都是清代人搞出來的，生搬硬套強行加戲。在漢代，今文古文除了書寫字型上的不同，篇幅的多寡以外，更多的是對同一篇文字的不同理解或者說解讀而已。當時有很多不同的經學派別，為了讓自己的觀點獨樹一幟成為官學，在今文或古文裡拼命的找依據來支援自己的見解。然後就形成了今文派或古文派。可是當時並沒有達到雙方水火不容你死我活的地步。從很多經學書籍上看，很多經學大家都是今古文雙修的。既可以學穀梁春秋也可以學公羊春秋，並不衝突。然而事情發展下去就出現問題了，有人為了突出本學派的正確性開始篡改甚至偽造古書，對本派觀點有利的保留，不利的刪除。結果造成很多書真偽難辨，面目全非。如今我們很難再找回它的原貌了。即便是清代的細緻考據都無法100%找到真相。這是我對經學和今文古文的陋見，見笑。

兩漢之際，經學有今文經和古文經兩種。一方面，今文經著重閛發經文的微言大義，大講“天人感應”和災異之說，勢必導致迷信附會之風滋生。在這種情況下，出現了很多用讖語解釋經典的緯書，如《春秋緯》、《禮緯》、《白虎通義》等。另一方面，從民間發掘出不少用先秦古文寫的古文經典，如《周禮》、《毛詩》、《春秋左氏傳》、《古文尚書》等。西漢末年經學大師劉歆率一批儒生對古文經進行了一次大整理，還奏請設立古文博士，遭到了今文經學家的反對，於是，出現了今古文經之爭。

王莽執政時，任用劉歆為國師，設立古文博士，古文經學發展起來，與今文經學相抗衡。今古文經學除了在文字、訓詁方面有別，還有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古文經學反對今文經學的“天人感應”說和讖緯說。兩漢之際的揚雄、桓譚、王充、張衡等都是支援或傾向於古文經學派的，東漢時馬融、許慎也是古文經學派的代表人物。兩派代表著不同的思想傾向，其實質是官方經學與非官方經學之間的對立。東漢末年至曹魏初年，兩派趨於合流，今古文之爭逐漸平息。鄭玄兼通古今文，他剔除讖緯學的糟粕，糅和各家學說，不拘泥於各家的“師法”、“家法”，重新註釋諸經。曹魏王肅注經也是兼通今古文不拘師法家法的。

今古文經學雖有爭論，有師法、家法之別，但從幾個主要思想家來說，如董仲舒、司馬遷、揚雄、王充、王符、鄭玄等，他們對於儒家人文主義精神的繼承和發揚則是一脈相承的。雖然在“天人關係”上有種種不同甚至於對立，但在王道政治和道德倫理學說方面卻是基本一致的。尤其是王充和董仲舒兩個人，在天道觀和天人關係上，王充固然頗多批評董仲舒之言，但在王道政治理論和道德思想方面，不僅肯定而且讚美董仲舒，認為董仲舒是繼承併發揚孔子學說和事業的。“文王之文在孔子，孔子之文在仲舒。”(《論衡.超奇篇》)在人性論方面，王充的《論衡.本性篇》載：“孟軻言人性善者，中人以上者也；孫卿言人性惡者，中人以下者也；揚雄言人性善惡混者，中人也。若反經合道，則可以為教；儘性之理，則未也。”王充的主張是“性有善有惡”，這與董仲舒的“人性三分”也是接近的。

今古文之爭先後發生了四次，由單純的對書籍文字的爭論擴大到了學術思想、政治觀念和社會地位等諸方面的爭論，具有政治和學術的雙重意義。以劉歆為代表的古文經學家拋棄了前人思想中一些不合時宜的成份，透過對新經典的解釋為現實政治服務；古文經學重梘對文字的實證研究，注重文字訓詁、典章制度的研究，牽強比附較少。二者的論爭和融合不僅對經學的發展產生了重要作用，對中國學術的發展、中國歷史的發展也都產生了重要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