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的這個政治口號就是一個口號而已。其實所有的行政管理人員都明白，行政管理說到底還是比較喜歡平衡狀態，就是不出問題就可以了。而增加行政費用是一定要涉及費用的徵收問題。王提出的不增加徵收而擴大費用就是一個偽命題。

王的主要目標就是要滿足宋神宗的軍事行動新增物資基礎。但當時宋的軍事基礎和國家政策並不能到達實現夢想，單純的提高軍事資源的開發利用只能是勞民傷財。所以王安石的經濟改革最終還是淪為了貴族豪強地主斂財工具。

把那句話我們用現在的話解釋一下，就是國家要提高稅的徵收節點，已收的人少收一點，最終發到國家收到的稅越來越多。這在現在是做到了的，所以說王安石的理論上也是可以的，具體可以擴大收費人群，增加收費專案，加大貴族的收費監管力度，自己開源，節省不必要的花費。都是可以做到的。只不過以前的費用主要來源是窮苦百姓，減少了他們的，王公貴族的又收不來，最終被小人稅務轉嫁，兩頭不討好而已。

說實話，王安石“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的目標，並沒有完全做到。

王安石經濟改革的重要，在於開源，而不在於節流。也就是說，他努力增加國家的財政收入，而不是削減財政支出。他在金融領域、流通流域上作文章，但是效果是比較有侷限的。在古代，科技對生產力的影響並不像今天那麼大，國家的生產能力達到一定水平後，就難以大幅度增長。如果國家總體財富維持穩定，國家財政這一部分增長了，相應的百姓的收入就要相應減少。

其實王安石真正要做的，是抑富濟貧，但是這一點也沒能做好。

比如青苗法，政府給農民發放的貸款，年息二分。這個利息其實很高啊，但比民間高利貸要低一點。問題是，在具體執行過程中，貸款利息要遠遠超過所規定的二分。有的地方執行三分的利息，更有些地方官吏在規定的利息外，還有種種勒索，導致農民的負擔並沒有減輕。

再比如免役法。變法的初衷，百姓交了免役錢後，可免除義務勞役。但是一旦政策到了地方，完全變了樣。免役錢交了，地方政府又巧立名目強迫百姓服役，活照幹，錢還得交，兩頭受罪。就連神宗皇帝都說：“已令出錢免役，又卻令保丁催稅，失信於民。”

還有市易法。政府設立市易務，撥給本錢，在市場上貨物滯銷時，由市易務收購，以平衡商品價格。同時，商販們可以向市易務抵押借款或賒貸貨物，每年以二分計息。作為資本雄厚的“央企”，市易務抑制商人對商品價格的壟斷，卻成為新的壟斷者，還放高利貸。

以上這幾個重要變法，國家與民爭利，國家財政增加了，但百姓的負擔反而更沉重。

習慣鬍子上沾點米粒的王安石，曾經是有老王不出，奈蒼生何的輿情洶湧的，“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郡”，就是這個慶曆四年的前兩年（1042年），21歲的王老師進士及第了，然後當過縣長、縣委書記，當過地市副廳級的常委副書記並有密摺專奏的權利，地方上蹉跎了25年，大名滿宇宙的老王同志，養望已足，在宋神宗換屆上任後的第二年，上調中央內閣，組閣拜相，這是北宋最好的時候。

但變法遭到各階層的阻撓失敗後，僅僅是過了41年，北宋滅亡了。

王安石從經歷來看是有這豐富的地方任職履歷的，但變法後，卻是過早的導致了官場的朋黨競爭，變法成了站隊的一個形式，在這個情況，他的變法，如青苗法，以及幫助民間借貸等的方式是好方式，但放錯了地方，西部、西北區域需要青苗法的地方，沒有下力氣推，東南沿海不需要的、如杭州等區域，民間本來就有收入，硬逼著民間借政府的款，導致中間盤剝，造成民間積怨。

後來，雖有改進，但老王用的親信與兒子都是家族化管理了，種種問題導致本來觀望的司馬光也成了對手。最終遭到一致的反對，人亡政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