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必烈元朝開國皇帝，是中國歷史上疆土最廣的一個王朝。作為皇帝他是中國曆代皇帝中最具攻擊性的帝王，真正做到了弓箭射到哪裡，哪裡就是元朝的疆土。但這也給元朝種下了不良種子，善攻不善守，使得元朝也只是短短兩代就走到了盡頭。忽必烈有點象現在的美帝，一言不和就開打，打下好大一個江山卻不懂得融合在一起，大搞民族階級，這點清朝做的就要好上好幾倍，弄得清末民國初期很多漢人都不願剪掉辮子……

中國封建時代儒家學者對於“夷夏之辨”非常重視，如果漢族士大夫敢於倡導投降異族，為異族政權服務，多數會被視為“漢奸”。但同時又強調以華夏禮義為標準進行族群分辨的觀念，區分華夷以禮儀而不以種族，合於華夏禮俗者並與諸夏親暱者為華夏、華人，不合者為蠻夷、化外之民，“諸侯用夷禮則夷之，進於中國則中國之”。

而忽必烈就符合這一標準，忽必烈還在潛邸時，就已結識中原文士，熟悉中原漢地的情況，習用華夏禮義。在他的王府中，聚集了一大批以漢族知識分子，成為忽必烈的幕僚，“上在潛邸，獨喜儒士，凡天下鴻才碩學，往往延聘，以備顧問”。為了救助在戰亂兵燹中流亡的儒士，忽必烈幕府中的儒士姚樞、許衡、竇默、郝經、張德輝、張文謙、劉秉忠、廉希憲、王恂、董文忠等人常以儒道進說，併為儒者陳情，為儒戶取得與僧、道相等的優免賦役的權利。

忽必烈即位以後，更以繼承中國曆代正統的王者自居，政治上優待儒士已屬必須。忽烈幕府儒士文人進人蒙古政權志在救世行道，為推行“尊儒”進行了不懈努力。經過他們的努力，蒙古政權也按照中原王朝的政體和運作模式，建立了又一個大一統王朝“大元”，確立了儒學的主導地位。

忽必烈藩府侍衛謀臣為尊孔崇儒、保護儒士做了很多貢獻。姚樞、楊惟中保護了忽必烈名臣竇默、王磐，著名經學家趙復等數十名著名儒者，並建太極書院，為元代理學傳播作了很大貢獻。這些人不少在北方興學教授生徒，使尊儒興學之風大盛。張德輝於貴由汗二年（1247年）五月，以真定府“參佐”應召北上覲見忽必烈，和忽必烈探討了尊孔崇儒、任用儒士賢才、中原治理等問題，此次應召北上，張德輝還向忽必烈推薦了一批真定名士。蒙哥汗二年（1252年）張德輝等第二次覲見忽必烈，“請世祖為儒教大宗師，世祖悅而受之”，並且乞令有司免除儒戶兵賦。

蒙哥汗九年（1259年），廉希憲隨忽必烈渡江攻取鄂州時，帶領儒生百餘人，拜伏軍門，向忽必烈進言“今王師渡江，凡軍中俘獲士人，宜官購遣還”，使五百餘儒士得以免遭奴役。

竇默和姚樞等人還積極向忽必烈講解儒家治國之道，竇默為忽必烈講解三綱五常、正心誠意之說；姚樞為忽必烈講解儒家治國平天下之道。南宋淳佑十年（1250年），僧人子聰向忽必烈上萬言策，提出：治亂之道，系乎天而由乎人，以馬上取天下，不可以馬上治。主張改革當時的弊政，減賦稅差役，勸農桑，興學校等。他們還為忽必烈講《孝經》、《尚書》、《易經》及儒家的政治學和歷史。

這些都為忽必烈建立“正統”王朝起了巨大作用。忽必烈即位後，重用漢臣，採用漢法，建立各項政治制度，如在地方上建立行省，中央設中書省。王朝名號直接出自漢族傳統經典著作《易經》，顯示了忽必烈希望和中國傳統融為一體的想法。而且還採納儒士建議用傳統方法記載元朝歷史，在翰林院下建立翰林兼國史院以蒐集記錄並且撰寫遼史和金史。這些都是他接受漢文化的重要表現，甚至有史學家認為，忽必烈的“歷史功績”在於他接受了漢文化。《元史》稱讚道：“世祖度量弘廣，知人善任使，信用儒術，用能以夏變夷，立經陳紀，所以為一代之制者，規模宏遠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