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前提是之前讀過。
或者，我猜，樓主的意思是不是在問，以現代社會、現代文化為背景，我們如何重讀王陽明。
嚴格來說，現代文化是從歐洲發展起來的。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近現代文化一步步形成。其中一個重要特徵，即是個人意識的發展，個體本位的確認。
在中國的傳統裡，無論文化，還是制度，對個體本位的肯定都是比較少的。
在這一方面，陽明學是一個例外。
就性格特徵而言，在古代中國的學者裡，陽明先生是特別有個性的一個；就學說特徵而言，心學是極為肯定個體意識的學說。
1520年，陽明先生提出“致良知”之教。
他說：“人胸中各有個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
他說：“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
他寫道：“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他寫道：“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
他寫道：“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
他還寫道：“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
他以竹為喻：“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良知），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
他引用《詩經》言志：“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他寫道：“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
對此，當如何理解呢，比如從社會文化變革的方面來理解？
在正式以“致良知”為講學宗旨之前，陽明先生寫了《睡起偶成》及《月夜》二詩。
《尚書》雲“詩言志”，那麼，從這兩首詩中，人們可見其志所在。
在《睡起偶成》詩中，他這樣寫道：“起向高樓撞曉鍾，尚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在《月夜》詩中，他則寫道：“舉世困酣睡，而誰偶獨醒。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驚。”
對王陽明的這兩首詩，日本陽明學者岡田武彥評點說，這是“祈禱世人覺醒的‘撞曉鍾’”
與之類似的說法，在後世，有魯迅的“鐵屋”之喻。
只不過，魯迅的比喻晚來了四百年。
當王陽明以“致良知”之教“撞曉鍾”之時，歐洲的宗教改革方興未艾，啟蒙運動還尚未開始。
當時的歐洲和中國，在許多方面都很有相似之處，比如，商品經濟的發展催生了一個又一個繁榮的的商業市鎮，個體意識蓬勃發展。相較之下，原有的經院哲學走向衰落，原有的權力機構則成為滋生腐敗的所在。比如在歐洲，教皇的特使竟然叫賣“贖罪券”。在這種情形下，做為針鋒相對的行動，馬丁·路德發起了宗教改革，認為人人皆可透過信仰得救，而非透過外在的那個教廷，不僅僅如此，他還抨擊那個腐化的教廷為“人間最大的巨賊和強盜”。啟蒙運動繼之而起，又打破了“君權神授”的神話，為現代社會的形成確定了堅實的基礎。
學者杜維明認為：“在這個特定的方面，陽明對儒學所作貢獻同馬丁·路德對基督教所作的貢獻一樣深刻。”
史家余英時評點說：“致良知”之教應個體意識在明代中國顯現的時代大潮而生，打破了朝廷對“理”的解釋權的壟斷。“（他）是要透過喚醒每一個人的‘良知’的方式，來達成‘治天下’的目的。這可以說是儒家政治觀念上一個劃時代的轉變，我們不妨稱之為‘覺民行道’，與兩千年來‘得君行道’的方向恰恰相反，他的眼光不再投向上面的皇帝和朝廷，而是轉註於下面的社會和平民……這是兩千年來儒者所未到之境。”
重讀，前提是之前讀過。
或者，我猜，樓主的意思是不是在問，以現代社會、現代文化為背景，我們如何重讀王陽明。
嚴格來說，現代文化是從歐洲發展起來的。從文藝復興到啟蒙運動，近現代文化一步步形成。其中一個重要特徵，即是個人意識的發展，個體本位的確認。
在中國的傳統裡，無論文化，還是制度，對個體本位的肯定都是比較少的。
在這一方面，陽明學是一個例外。
就性格特徵而言，在古代中國的學者裡，陽明先生是特別有個性的一個；就學說特徵而言，心學是極為肯定個體意識的學說。
1520年，陽明先生提出“致良知”之教。
他說：“人胸中各有個聖人，只自信不及，都自埋倒了。”
他說：“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不假外求。”
他寫道：“個個人心有仲尼，自將聞見苦遮迷。而今指與真頭面，只是良知更莫疑。”
他寫道：“人人自有定盤針，萬化根源總在心。”
他寫道：“爾身各各自天真，不用求人更問人。但致良知成德業，謾從故紙費精神。”
他還寫道：“求之於心而非也，雖其言之出於孔子，不敢以為是也，而況其未及孔子者乎！求之於心而是也，雖其言之出於庸常，不敢以為非也，而況其出於孔子者乎！”
他以竹為喻：“且如一園竹，只要同此枝節（良知），便是大同。若拘定枝枝節節，都要高下大小一樣，便非造化妙手矣。”
他引用《詩經》言志：“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他寫道：“夫道，天下之公道也；學，天下之公學也。”
對此，當如何理解呢，比如從社會文化變革的方面來理解？
在正式以“致良知”為講學宗旨之前，陽明先生寫了《睡起偶成》及《月夜》二詩。
《尚書》雲“詩言志”，那麼，從這兩首詩中，人們可見其志所在。
在《睡起偶成》詩中，他這樣寫道：“起向高樓撞曉鍾，尚多昏睡正懵懵。縱令日暮醒猶得，不信人間耳盡聾！”
在《月夜》詩中，他則寫道：“舉世困酣睡，而誰偶獨醒。疾呼未能起，瞪目相怪驚。”
對王陽明的這兩首詩，日本陽明學者岡田武彥評點說，這是“祈禱世人覺醒的‘撞曉鍾’”
與之類似的說法，在後世，有魯迅的“鐵屋”之喻。
只不過，魯迅的比喻晚來了四百年。
當王陽明以“致良知”之教“撞曉鍾”之時，歐洲的宗教改革方興未艾，啟蒙運動還尚未開始。
當時的歐洲和中國，在許多方面都很有相似之處，比如，商品經濟的發展催生了一個又一個繁榮的的商業市鎮，個體意識蓬勃發展。相較之下，原有的經院哲學走向衰落，原有的權力機構則成為滋生腐敗的所在。比如在歐洲，教皇的特使竟然叫賣“贖罪券”。在這種情形下，做為針鋒相對的行動，馬丁·路德發起了宗教改革，認為人人皆可透過信仰得救，而非透過外在的那個教廷，不僅僅如此，他還抨擊那個腐化的教廷為“人間最大的巨賊和強盜”。啟蒙運動繼之而起，又打破了“君權神授”的神話，為現代社會的形成確定了堅實的基礎。
學者杜維明認為：“在這個特定的方面，陽明對儒學所作貢獻同馬丁·路德對基督教所作的貢獻一樣深刻。”
史家余英時評點說：“致良知”之教應個體意識在明代中國顯現的時代大潮而生，打破了朝廷對“理”的解釋權的壟斷。“（他）是要透過喚醒每一個人的‘良知’的方式，來達成‘治天下’的目的。這可以說是儒家政治觀念上一個劃時代的轉變，我們不妨稱之為‘覺民行道’，與兩千年來‘得君行道’的方向恰恰相反，他的眼光不再投向上面的皇帝和朝廷，而是轉註於下面的社會和平民……這是兩千年來儒者所未到之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