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資治通鑑》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通史。是北宋司馬光撰寫。初成戰國至秦二世八卷，書名為巜通志》，進於宋英宗。治平三年（1066年）奉命設書局，又有劉頒、劉恕、範祖禹等幫助編撰。根據各就所長，分段負責，先排比材料為＂叢目＂，再編成＂長編＂。書上起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公元前403年），下迄後周世宗顯德六年（公元959年）。取材除十七史以外，尚有野史、傳狀、文集、譜錄等三百二十二種。跨度1362年曆史發展軌跡。書中描繪了戰略至五代期間的歷史發展脈絡，探討了秦、漢、晉、隋、唐等統一王朝和戰國七雄，魏蜀吳三國、五胡十六國、南北朝、五代十國等幾十個政權興衰交替，風雲變幻的滄桑歷史。生動地刻畫了帝王將相們的為政治國、待人處事之道，以及他們在歷史旋渦中的生死悲歡。以深遂的眼光揭示了歷史發展規律，這部巨集篇鉅作是一本瞭解和學習中國歷史必讀之書。

全書的史事有＂考異＂以明取材不同之故，有目錄以備查閱之用，內容以政治、軍事為主，略於經濟、文化。全書二百九十四卷，又考異、目錄各三十卷，歷時十九年編撰完成，神宗以其＂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命名為《資治通鑑》。

為了便於閱讀，註釋主要有宋末元初人胡三省的《資治通鑑音注》。清初嚴衍著巜資治通鑑補正》，為《資治通鑑》拾遺補缺，刊正錯誤。

為了進一步加深瞭解這部巨集大鉅作，對作者司馬光也要有一個簡單的瞭解。司馬光（1019年11月一一1086年），字君實，漢族，陝州夏縣涑水鄉人，北宋政治家，史學家，文學家。歷任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四朝，擔任太師、溫國公、諡文正，為人處事謙恭溫良，正直無私，做事認真勤奮。但司馬光和王安石在變法革新中目標相左，分歧較大。他的政治主張也沒有被採納，所以就辭官回到洛陽，十五年來不問政事，編書修史。他在《進資治通鑑表》中說：＂臣今筋骨癯瘁，目視昏近，齒牙無幾，神識衰耗，目前所謂，旋踵而忘。臣之精力，盡於此書＂。《資治通鑑》從起稿至刪削定稿，都是親力親為，親自動筆。成書不到2年，司馬光便積勞成疾，仙逝西去。卻為我們後代留下了不可多得的輝煌鉅作。為歷史研究工作提供了系統而完備的資料。

目前，中華書局又出版了橫排18本文白對照的《資治通鑑》，給讀者提供了方便。

　　毛澤東雲：中國有兩部大書，一部是司馬遷的《史記》，另一部是司馬光的《資治通鑑》，都是有才氣的人，在不得志的情況下撰寫的。唯其有才，故能寫出好書，值得閱讀；唯其不得志，故能寫出深刻的書，值得參悟。

　　司馬遷縱橫恣肆，直抒胸臆。《貨殖列傳》，閱盡人間百態；《刺客列傳》，沉鬱悽美，蕩氣迴腸。《史記》不虛美，不掩惡，盡顯真精神。

　　司馬光厚德載物，憂國憂民。《資治通鑑》專取關國家興衰、系生民休慼，力求警鐘長鳴、讀史明智，“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赤子之心淋漓盡致。

　　如果說《史記》展現了道家的自由與灑脫，那麼《通鑑》則體現了儒家的使命和責任。鑑於《資治通鑑》用294卷的篇幅，記載了戰國之趙宋建立前1362年的歷史（若加上倒敘則超過1400年），涵蓋了“二十四史”中十九部正史的內容。其內容之深厚、史實之繁複，則是《史記》所不能比的。我們的讀史，選擇了《資治通鑑》。

　　《四庫提要》評價《資治通鑑》用了八個字：“網羅巨集富，體大思精。”史書的價值有二，一是作為史料，一是作為史著。作為歷史材料，《資治通鑑》的隋唐五代部分，具有不可替代的史源、史料價值。作為史學著作，《資治通鑑》具有不可替代的閱讀、鑑賞價值。

　　宋元之際著名學者胡三省（1230-1302）曾為通鑑作注，他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後。”康熙、乾隆都曾“御批資治通鑑”。清代史家王鳴盛《十七史商榷》褒揚《資治通鑑》：“此天地間必不可無之書，亦學者必不可不讀之書。”曾國藩在《致羅少村書》中回答這位年輕人該讀些什麼書時說：“竊以為先哲經世之書，莫善於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其論古皆折衷至當，開拓心胸；能竊物之理，執聖之權；又好敘兵事所以得失之由，脈絡分明；又好詳名公巨卿所以興家敗家之故，使士大夫怵然知戒，實六經以外不刊之典也。閣下若能讀此書，將來出而任事，自有所持循而不至失墜。”

　　1954年，毛澤東在與歷史學家吳晗談話時說：《資治通鑑》這部書寫得好。敘事有章法，歷代興衰治亂，本末畢具，讀這部書，可以熟悉歷史事件，從中吸取經驗教訓。（參見《毛澤東的讀書生活》，三聯書店1986年版，P34）兩年後，在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中宣部部長習仲勳的親自過問與安排下，顧頡剛、齊思和、聶崇岐、容肇祖等十二名著名學者點校的《資治通鑑》標點本正式出版，成為新中國第一批整理校點的史學名著。（《史記》點校本 1960年出版）

　　為什麼歷代政要學人都異口同聲肯定和重視《資治通鑑》呢？這要從該書主編司馬光（1019—1086）的編寫宗旨講起。司馬光給宋神宗趙頊的信中說：自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以來，史書文字繁多，自布衣之士，都無法遍讀，何況人主，日理萬機，何暇周覽！他計劃編纂的這部書“刪削冗長，舉撮機要，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慼，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為編年一書，使先後有倫，精粗不雜”。顯然，司馬光的初衷是為日理萬機的領導人量身打造一部便於閱覽的簡明扼要的編年體通史。其內容關乎國家興衰、民生休慼，其目的是借鑑歷史上治國理政的經驗得失。宋神宗慨然為該書作序，並稱其“鑑於往事，有資於治道”，賜書名曰《資治通鑑》。陳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初版自序雲：“夫吾國舊史多屬於政治史類，而《資治通鑑》一書，尤為空前傑作。”梁啟超在《新史學》甚至說迄今無有超越者：“司馬溫公（按，司馬光封溫國公）《通鑑》，亦天地一大文也。其結構之巨集偉，其取材之豐贍，使後世有欲著通史者，勢不能不據以為藍本，而至今卒未有能愈之者焉。溫公亦偉人哉！”

　　《資治通鑑》300多萬字的篇幅，大體接續了《春秋左傳》（《左傳》的實際記載，截止於魯悼公十四年，即公元前454年），記載了從公元前403年（倒敘至前453年）到公元959年長達1362年的興亡史。由於《資治通鑑》的巨大影響，在中國的史學書庫中，產生了一個《通鑑》學的“大家族”。包括按照事件而改編的《通鑑紀事本末》，接續司馬光而編纂的《續資治通鑑》以及相應的“紀事本末”，以及朱熹帶頭編纂的《資治通鑑綱目》及其續編版本。這樣，前後相續，就形成了一個用編年體方式記錄中國古代歷史的完整系列。

　　《資治通鑑》的指導思想在於“資治”二字。司馬光希望通過歷史興衰的記述，總結歷代帝王治國安邦的經驗教訓，以便為包括皇帝在內的讀者吸取歷史經驗教訓服務。其中最突出的有兩點，第一，特別強調領導者的歷史責任感和使命感，人君的才能、素質和品質對於國家興衰的重大影響！第二，反覆強調治國之道關鍵在於用人的道理，提出了一系列如何選拔人才、用好人才的思想。

　　先從第一個方面說。我們常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這一點固然沒錯，司馬光更強調“人君”尤其要對家國興亡負主要歷史責任。人君如何擔負起治國安邦的重任呢？司馬光認為關鍵是要“修心”。所謂“修心”包括三個方面的內容，即“一曰仁，二曰明，三曰武”。領導者（人君）“三者兼備則國治強。闕一焉則衰；闕二焉則危；三者無一焉則亡” 。

　　司馬光的《稽古錄》把人君分成五種情況：一種為創業之君，智勇冠群；第二為守成之君，中等才能，而能夠自我修為；第三為陵夷之君，中等才能，但不能自修；還有一種是中興之君，才能過人且善自強；最後一種是亂亡之君，下愚而不可改移者。簡單地說，司馬光認為歷史上的君王，可以劃分為創業者、守成者、亂亡者；介於守成與亂亡之間的還有兩種人，中衰者（陵夷之君）和中興者。《資治通鑑》描寫了眾多帝王五種不同的眾生相。

　　那麼，治國之要又是什麼呢？司馬光說：“治國之要亦有三，一曰官人，二曰信賞，三曰必罰。”如果說，仁明武是領導人的內在品質，那麼，官人、信賞、必罰則是領導者的治理手段。這些治理手段的一個共同交集點就是“用人”。司馬光特別強呼叫人得失對國家和社會治理上的重要性，認為用好人是人君治國的唯一辦法。他說：“何謂人君之道一？曰，用人是也。” “昔周得微子而革商命，秦得由余而霸西戎，吳得伍員而克強楚，漢得陳平而誅項籍，魏得許攸而破袁紹。”（卷一百二）可見人才的向背決定國家的興衰！

　　用人首先要知人，司馬光把選拔人才放在突出的位置。他說：“為治之要，莫先於用人，而知人之道，聖賢所難也。”聖賢選拔人才也很困難。比如，如果根據譭譽名聲來選拔人才，就會出現競相博取聲名而善惡混淆的狀況；如果根據考核檔案上的政績來選拔幹部，則巧詐橫生而真偽相冒。說到底，最根本的解決辦法在於領導者“至公至明而已矣”。領導者只要出以公心，明察是非優劣，不以親疏貴賤或個人喜怒好惡改變自己的判斷，就一定能選拔到合適的人才。“欲知治經之士，則視其記覽博洽，講論精通，斯為善治經矣；欲知治獄之士，則視其曲盡情偽，無所冤抑，斯為善治獄矣；欲知治財之士，則視其倉庫盈產，百姓富給，斯為善治財矣；欲知治兵之士，則視其戰勝攻取，敵人畏服，斯為善治兵矣。至於百官，莫不皆然。”（卷七十三）可見，司馬光的人才選拔觀點對於我們今天的領導人也是很有啟發的。

　　例如，《資治通鑑》記載了劉邦總結他打敗項羽的原因，不是因為比項羽更強大，而是因為手下有一大批人才。項羽一個范增都不能用，所以導致了失敗。為什麼強盛的秦朝和隋朝都二世而亡？《資治通鑑》的記載突出了這兩個朝代在用人上所犯的嚴重錯誤。秦二世偏信趙高，“天下潰叛，不得聞也”；“隋煬帝偏信虞世基，而諸賊攻城剽邑，亦不得知也。”（《貞觀政要·君道第一》）此外，他還強呼叫人要賞罰分明：“夫有功不賞，有罪不誅，雖堯、舜不能為治，況他人乎！”又說用人的前提是要充分信任人：“疑則勿任，任則勿疑。”

　　世之論者率曰：“經以載道，史以記事，史與經不可同日語也。”夫道無不在，散於事為之間，因事之得失成敗，可以知道之萬世亡弊，史可少歟！……乃如用兵行師，創法立制，而不知跡古人之所以得，鑑古人之所以失，則求勝而敗，圖利而害，此必然者也。

　　胡三省的這段話，不僅僅是辯白經史之輕重，而且在闡明“道”（道理、原則）與“術”（操作技巧）之間的關係。曾國藩說，《資治通鑑》不僅能夠“窮物之理”，而且還能“執聖之權”。這也是一種很老到的有實際政治經驗人的心得之談。諸如改革中的剛性與柔性，人生職場上的進與退，政治軍事鬥爭中的奇與正，權力平衡中的輕與重，駕馭部屬中的寬與嚴，政治生涯中的方與圓，都不是“紙上談兵”可以領悟的。在史以載道的同時，不乏權變與謀略，也是《資治通鑑》值得細品的原因所在。比如，劉秀之兄劉縯意欲效法高祖劉邦“豁然大度，不事家人產業”，卻成為東施效顰，遭人暗算。就是因為不同權變的緣故。

　　總之，《資治通鑑》是國學苑裡的一朵奇葩，蘊含著先人們豐富的治國理政得失和社會人生經驗。秦漢、隋唐這兩段大一統的輝煌，戰國、魏晉南北朝和五代十國，這三段分裂混亂的歷史曲折，司馬光悉數記述，井井有條，以致我們今天要閱讀戰國至五代這一段中國歷史，至今找不到可以取代《資治通鑑》的書。梁啟超當年的這個感慨，令人在今天依然有同感。大學者王夫之有一部《讀通鑑論》，分上中下三冊，該書卷末說：觀歷代興衰，識人事臧否，“可以自淑，可以誨人，可以知道而樂”。提升自己（自淑）、與人分享（誨人），因為與聖賢對話，與經典對話，體悟了其中的智慧與思想而感到十分愉悅（知道而樂），這就是我們品讀《資治通鑑》的目的！

首先，《資治通鑑》代表中國古代史學的最高成就，是認識中國古代政治文明的經典讀物。不過，《通鑑》又不同於一般的史籍，是一部以“資治”為目的，講述治國理政之道，總結歷史經驗與教訓的政治史典籍，其影響遠遠超出傳統意義上的史學領域。司馬光生前曾多次為皇帝講讀《通鑑》；從北宋到清朝，《通鑑》一直是帝王經筵上經常使用的歷史教材，因而被梁啟超稱為“皇帝教科書”。時至今日，《資治通鑑》仍然是一部值得重讀的經典。

然後，漫長的歷史變遷中，有斷裂，也有延續，歷史的經驗教訓並不因時代久遠而陳舊落伍，經過歲月的滌盪反而歷久彌新。《通鑑》通過對宋以前歷代王朝興衰成敗的深切思考，總結了決策、用人、吏治等治國理政方面的得失。這些規律與當今管理各類行政機構、企業、社會組織實有相通之處，不無借鑑價值。同時，歷史長河中，不變的還有人性的善良與醜惡。閱讀《通鑑》裡那些鮮活的人物形象，閱讀他們在時代浪潮中的掙扎與糾葛，對個人亦是反求諸己的自我教育。

最後，我認為對於我們來說:

1.瞭解歷史知識，不斷的加強道德修養。

2.對於封建統治者來說：以史為鑑，注意不犯過去的錯誤，以明得失，以知未來。

3.對於歷史而言：和史記的地位並列，記載客觀翔實，具有史學價值和研究價值。

題主您好：

《資治通鑑》是北宋時期司馬光主編，它還有另一個名字為“通鑑”。公元1071年，司馬光辭職後退居洛陽十五年，不過問政事，專心編撰《資治通鑑》，公元1084年完成《資治通鑑》這本著作，公元1086年去世。

單從一系列的數字以及內容的涵蓋面，就可以先感受一下《資治通鑑》對文化做出的貢獻和力量。但這些僅僅是資料而已，它更是中國空前的“編年體通史”，什麼是編年體通史呢？

“編年體”：它是以時間為中心，按年的順序來記述這些歷史的事實。

“通史”：連貫的記述歷史事實的史書稱之為“通史”。

所以《資治通鑑》按照時間的先後順序，記錄歷史上發生的事情，可以給讀者一種時間的觀念，並且簡明扼要的視覺享受。

《資治通鑑》目的是提供治國的一種借鑑，所以它的內容偏重點在於，國家的興亡，政治策略的得失，君王和臣子之間的關係等。正是因為這種目的，所以司馬光對於史料的收集多樣化，除了那些正史以外，他還收集了一些相關的野史三百餘種，但這些史料眾口不一，講解的方式都有不同，所以司馬光特別謹慎，針對那些眾口不一的會標註說明。其內容是歷史上發生的故事，讀懂細節之後會發現，有些故事也會對映到我們的現實生活當中。

《資治通鑑》這本著作深受文人墨客的喜愛，也是許多熱愛歷史文化迷的追捧物件。不過《資治通鑑》原本的語言風格讓人難以琢磨，存在很多生僻難懂的字樣，所以導致讀者在閱讀時，費盡心思揣摩其中的故事。

胡三省對《資治通鑑》的“解讀”貢獻，其實也是《資治通鑑》對文化的影響，胡三省這樣評價《資治通鑑》：“《資治通鑑》不特記治亂之跡而已，至於禮樂、歷數、天文、地理、尤至其詳。讀者如飲河之鼠，各充其量而已。”可以看出《資治通鑑》包羅永珍。

胡三省還曾說：“為人君而不知《通鑑》，則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惡亂而不知防亂之術；為人臣而不知《通鑑》，則上無以事君，下無以治民；為人子而不知《通鑑》，則謀身必至於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後。”

《資治通鑑》流傳千年，在這期間上到帝王，下到臣子，就連文人墨客都愛不釋手，流傳至今也還有喜歡這本著作的讀者，足以證明《資治通鑑》對文化的影響和《史記》一樣重要。

司馬光和司馬遷被後人稱之為“史學兩司馬”，其作品《資治通鑑》與《史記》也是一樣，足以稱之為史學界的“珍寶”，這些著作能流傳至今，給廣大的讀者帶來歷史文化的盛宴，還能給歷史文化的愛好者帶來文化受益。

有利有弊，有利的一面是通過對各朝代興衰的敘述，讓讀者有所為而有所不為，以史為鏡，可以知得失，這話不假，不論是經商還是做官，全身而退的不多，是歷史的現實寫照，總結歷史執行的規律，學以致用到現實生活，會很有“度”。

《資治通鑑》的弊端是作者司馬光生活的社會環境所導致的，以儒家文化為主的社會制度，在社會階級層面上與現代社會不符，有一些真實的歷史因為某些因素而沒有表達出來，作為帝王教科書還是會偏向忠君角度分析問題，加上單派（儒家學說）文化的侷限性，有些事件並不是無法解決和理解。

這個問題很好，但是希望真正讀過《資治通鑑》的人來回答，那種靠搜尋引擎的就不要發表意見了，語言文字的力量很大，不要誤導他人。

這是司馬光的鉅著，主要為弘揚儒家文化，所以對每一個歷史節點都有加強儒學，遮蔽其他思想的痕跡。

此為對後世的影響。

資治通鑑是一部歷史參考書籍，也可以作為歷史參考，同時也可以做執行參考。

裡面有很多之前統治者做的事情，是對是錯，這個一目瞭然。對於現在的統治者有很大的參考價值。

至於說對文化的影響有多少，這個很難估量，第一它是一本歷史書籍，這個價值就很非凡。第二它是思想上的提升，這個更難說有多少價值。

巜資治通鑑》是北宋司馬光主編的一部通過講述歷史為統治者提供借鑑的歷史著作。要說這部書對文化的影響，一是它強調了歷史的借鑑作用，二是它在歷史觀上宣揚了道統觀念，也就是以孔子的仁為核心的封建政治的正統觀念。三是它雖然不屬於正史，但在史實方面也有所充實。

司馬光在編修《資治通鑑》時，不僅妥善地將紀傳體揉入編年體中，使紀傳之詳細與編年之簡明結合起來，中國古代編年體史書因按年紀事，故沒有篇目，不作目錄，只是以年檢索。司馬光突破這種舊例，分三部分將年表、帝紀、曆法、天象、目錄、舉要及索引集於一塊，開創了編年體史書多功能目錄的新體例，使《資治通鑑》更臻於完善，將中國的歷史編纂推進到了新的水平上。

司馬光對《資治通鑑》文獻整理思想，文獻整理模式及方法，不僅結出了豐碩成果，豐富了中國古典文獻學理論，而且對文獻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