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馳是自小混跡香港九龍的底層小人物，也是後來風光無限的星爺周星星。他被人們冠以“喜劇之王”和“後現代主義解構大師”等等稱號，然而卻又不懂得什麼叫後現代主義，他只是借尹天仇之口說出了那句心聲——“其實，我是一個演員”。人們習慣於盛讚他的“無厘頭”喜劇，習慣於去影院裡看他的嬉笑怒罵，甚至習慣於把他當做一代人的共同記憶與喜劇的代名詞。但是如若僅僅把對他的認識停留在逗笑的層面上，顯然是不夠的。如同一個多稜鏡，周星馳電影有多個側面可供解讀，它們共同折射出一個閃閃發光的喜劇世界與悲喜人生。

提起周星馳的無厘頭喜劇，不少觀眾都會回想起上一代的許氏兄弟的許氏喜劇。他們都是以幽默詼諧的情節來塑造可笑又可憐的小人物形象，諷刺的同時又暗含著生活的無奈與酸甜苦辣。許冠文反映的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經濟騰飛之際，香港“打工仔”貧窮、憤懣而又嚮往美好生活的心態。正因為契合了當時的社會背景與觀眾心理，許氏喜劇才獲得了成功。同樣，周星馳喜劇電影的輝煌自然離不開對於這些因素的把握。

周星馳電影的萌生正值香港經濟快速發展，現代化程序逐步推進的時期，而且《聯合宣告》的公佈更派生出了一種籠罩全港的“97危機”，港人普遍懷有一種對於未來命運迷惑不解的無根心理。基於這種歸屬感的缺失，周星馳的消解一切，反對權威，及時行樂的“無厘頭”喜劇與狂歡氛圍才正中觀眾下懷。同樣是逃避與漂泊流浪的心態，相比於同時代的王家衛，周星馳的電影更貼近市井大眾，以一種通俗化的喜劇演繹無奈而矛盾的人生。當然，九七症候群只是其電影產生的多元背景因素之一，周星馳的電影還迎合了現代都市人群尤其是年輕人對於未來的迷茫空虛之感和速食文化背景的輕鬆戲謔，以及後現代文化的解構意識和反叛精神，因此《大話西遊》風靡內地，甚至一定程度上顛覆了青年一代的思想和審美趣味，也就不足為奇了，片中至尊寶那段自白被觀眾們模仿了無數次，恰恰反映出現代人對於生死不渝，天長地久的愛情的深切渴盼。可以說，正是東西方文化，現代文化與傳統文化，商業文化與型別化等各種文化的碰撞解構與融合激盪才孕育出了獨特的周星馳喜劇。

同他的成長背景相符，周星馳的電影總是樂於表現草根階層的小人物的喜怒哀樂。他們或是底層出身或是有自私、怯懦、粗俗、貪婪等普通人常見的特徵。他們都是俗世凡人，處境窘迫，有著各種各樣的缺陷卻又堅持不懈，執著追求。他們從不是天生的全能超人或是完美的人民英雄，即便起初一時風光也會被拋到更為悲情的境地。如自命不凡的官二代蘇燦，頤指氣使的食神斯提芬周等等，再大的權勢與派頭都掩藏不住他們自身小人物的本質，而且正是在“得而復失、失而復得”的過程中，才昭顯出平凡中的傳奇。

周星馳電影中的小人物從不突出其命運的悲慘以及強權社會對他們的欺壓，而是以此為背景，注重表現小人物自身的性格與心態。《喜劇之王》可以算是他的自傳式作品了，這部影片中，周星馳把以往他電影中主角的嬉笑相改為一種孜孜以求的正經態度，反而更出彩，更可笑，而背後的悲劇意味也更為突出。雖然是草根階級，但是改變他們命運的從不是外來的力量或是偶然事件，而是自身的不斷奮鬥與改進。被人蔑視也好，欺凌也罷，“周星星”們永遠都在捍衛自身的尊嚴。這恰恰是萬千平普通百姓的寫照，因此不論是後現代還是無厘頭，人們都需要看到那些小人物實現夢想。這種草根的成功勵志，這種悲喜交加的人生況味，讓觀眾得到了強烈的感觸與心理的釋放。 同時，無論處於何種絕境，小人物身旁總是有人相隨，或是《武狀元蘇乞兒》、《長江七號》的患難與共父子情，或是《大話西遊》裡至死不悔的紫霞，《食神》裡擋刀擋槍的火雞，《鹿鼎記》裡毫無怨言的雙兒等等女性的愛情，為戲謔的周星馳電影填充了脈脈溫情。

周星馳喜劇之所以成功除對於多元文化和人物精神核心的把握，自然也少不了他獨特而不失豐富的無厘頭搞笑手段。

戲謔也是無厘頭的表現形式之一，通過戲謔構成一種新的敘事方式與喜劇效果。如《唐伯虎點秋香》中四大才子橋上亮相那一場，將以往玉樹臨風，溫文儒雅的才子們進行了徹底的戲謔。而《中國產凌凌漆》中保衛國家文物的武器竟是一把殺豬刀。通過這種方式，給觀眾留下深刻的印象。

“無厘頭”喜劇最鮮明的特點無疑是違反常規，打破了人們心理預期。如《大話西遊》裡不僅各個人物的塑造是對原著的徹底顛覆，而且劇情的發展亦是一種顛覆。對唐僧忠心一片的孫悟空變成了放浪形骸的至尊寶。而他與紫霞千轉百回的愛情亦令人唏噓不已。《中國產凌凌漆》同樣如是，零零漆全無007系列風流倜儻的全民英雄形象，而是一個不受待見的豬肉販。零零漆的武器也千奇百怪，當特務想要槍殺他時，卻總是自傷。《大內密探零零發》則是以傳統武俠片為底，把各種現代因素加入進去。可以說，無厘頭搞笑在運用時，都進行了一種誇張與改寫，把傳統的秩序與認知解構後再以一種富有喜劇性的效果展現出來。

周星馳的電影從不拘泥於既成規範與型別模式，而是信手拈來、為我所用，或是重組或是超越。他將各種形式與元素隨意拼貼，產生了原來本不具有的全新效果。他近期的作品如《少林足球》、《功夫》、《長江七號》則把現代的特效與科技因素做了很好的把握。此外，對經典電影中的橋段，影響深遠的歷史事件與人物，現實生活中的現象他也進行了模仿，而這種模仿又是扭曲，嘲弄的。如《大話西遊》裡那段經典對白是對《重慶森林》的戲仿。《行運一條龍》中飛鴿、勁風等擺酷的陣勢頗有周潤髮的神韻，但是旋即就被背後的風扇給消解了。《唐伯虎點秋香》中唐伯虎與華夫人介紹各自毒藥的毒性則諷仿了廣告。

作為“無厘頭喜劇”的開山鼻祖，周星馳從最初的被批判粗俗無聊到現在人們競相圖解他喜劇的特徵及敘事風格。他也如尹天仇一樣走過了一個從“茄哩啡“到“無冕之王”的並不平坦的星光大道，以一系列市井小人物悲喜交加的人生表現了他永不言棄的信念與追求。

首先要說，一個電影搞笑，或者不搞笑，完全是對於個人來說，主要取決於個人感受，而不具有普適性。不管在周星馳極其輝煌的上世紀末，或者是現今清一色標榜“情懷”、“欠星爺一張電影票”的說法的宣傳，周星馳式的“無厘頭”並沒有多少改變，周星馳自信地將這種電影處理方式幾乎從頭傳承到尾，而不管你覺不覺得這種“無厘頭”式劇情搞笑還是不搞笑，它都是喜劇。

但是，他們無一例外的有著幽默因素，標榜“女性復仇”、“女權主義”這麼高能量的影片《裁縫》、歐美恐怖片《死神來了》系列影片中充斥了黑色幽默的段子，這種幽默同樣需要結合劇情，需要觀眾給予笑聲反應，甚至笑得有些無奈，但是，它完全不需要從頭貫徹到尾，因為它的內涵核心並不在此，在面對陳述自己表達主旨時，就必須嚴肅，《裁縫》達到蕩氣迴腸、意猶未盡的效果，而《死神來了》自然就需要達到恐怖效果。

回到周星馳的電影，之所以將星爺電影都歸類於喜劇，並不是因為他使用的無厘頭電影處理手法，那只是幽默的一種表達方法，最關鍵的是這種處理方法的目的，那便是——幽默。

故事可以不完美，段子可以不搞笑，但只要核心是美好的、全域性都在為“幽默”服務的，都可以叫喜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