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機的問題。宋太祖趙匡胤在陳橋兵變後，御駕親征，逐步消滅了南方除南唐以外的割據政權，可以說當時他已經基本上掌控了北宋的軍政大權，然後憑著實力來了個“杯酒釋兵權”，無人敢說一個“不”字。

唐朝則與宋朝不一樣，唐朝經過安史之亂後，唐代宗苟且偷安，為避免戰亂再次發生，把那些在平亂當中立下功勞的降將和全國各地握有兵權的剌史加封為節度使，統領各藩鎮。這樣做最終造成了唐朝後期藩鎮勢力割據的局面，唐朝中央再想要收回各藩鎮的權力已經是痴心妄想了。

這個根子還是出在皇帝身上，太祖趙匡胤從一開始就注意了這個問題，立國之初就把掌握兵權的將軍，權力全部收回了。後期也是非常重視各地勢力，稍有異動，馬上採取措施。

並制定很多政策措施，來監督限止武官的權利。因為太祖本身就是武將出身，陳橋皇袍加身登上了帝位。所以為了避免類似的事件再次發生，從根子上就讓武官和地方勢力沒有造反的資本。

反觀唐朝就是另一種情況，唐玄宗之前的皇帝，皇權和武將權力集中在皇帝手中，皇帝都比較強勢，能鎮的住各方勢力，如太宗李世民，女皇武則天。不存在藩鎮勢大過大的問題。

到了唐玄宗後期，發生了安史之亂，雖被平息，但沒有徹底解決藩鎮問題，反而很多地方藩鎮由於參於平叛，得到皇帝信任和賞賜，最後成為新的割劇勢力。

唐中央軍勢力衰弱，自玄宗以後皇帝更加無力收回，重要藩鎮勢力，並且各藩鎮財政，軍權全把持在自己手中，到後來根本不把中央看在眼裡。

終成心腹大患，以致被地方勢力起兵滅國！

縱觀歷史五千年，開國皇帝治天下，未代天子亡江山。李世民開創盛唐何等榮耀，到了李治晚年，被武則天篡唐為周。大唐幾度興衰傳至李隆基，因沉迷楊貴妃，權落外戚，導致安史之亂。從此集權解體，藩鎮分治，大權旁落，無力收回，引發陳橋兵變。

趙匡胤黃袍加身，滅唐建宋。深知國弊，必須恢復皇權獨掌，號令天下。所以玩了一手"杯酒釋兵權"，輕而易舉就削減了地方勢力。

最後他的繼承者又走上這條老路，被忽必烈趕下臺，元朝興起。

改朝換代，己成歷史規律，興久則衰，由衰必亡。

藩鎮權力的大小，是隨著朝代、政局的變化而改變的。

在強幹弱枝的王朝，藩鎮僅為擺設，實權掌握在中央王朝派去的官員手裡；

在弱幹強枝的王朝，藩鎮儼然就是一個尾大不掉的獨立王國。

早、中期的盛唐不存在這一問題。至玄宗後期，生活奢糜、變得昏庸，終於導致了八年的安史之亂。雖最終得以平定，但唐王朝已大失元氣。政令不出長安、洛陽兩京周邊地區。

實權掌握在各藩鎮手裡，尾大不掉，這種局面一直維持到唐朝滅亡。

唐宋之間有一個時期叫五代，存在感很低，總共五十多年而已。卻經歷了五個朝代一一後梁、唐、晉、漢、周。他們有著驚人的相同經歷：都是有實力的藩鎮或朝中武將擁兵推翻前朝，自立為皇帝。包括後周的點檢(最高軍事長官)趙匡胤使用的也是這一手段。

他陳橋兵變，黃袍加身，建立了大宋。他總結了一百多年來包括他自已都是武將擁兵更選王朝的教訓。他高明的自導自演的杯酒釋兵權的好戲，兵不血刃地解除了這些武將的兵權。地方節度使改由中央王朝派出的文官擔任，從此根除了武將擁兵改朝換代這一敝病。

一百多年的政局穩定，促進了北宋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方面空前大發展。清明上河圖中的繁華景象可見一斑。

重文輕武的國策在宋初或許正確。但後繼之君不做調整，一百年後，金兵來犯，一下就攻陷京城，二帝被擄。這是文武軍力長期失衡所致的災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