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是把‘五四’個性解放、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貫穿在創作始終的，他堅持得最久，並且一直堅持到最後。”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藍棣之教授說。
上世紀80年代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曾經做過統計，巴金的《家》是出借率最高的書，可見其受青年讀者喜愛的程度。在評價巴金的文學成就時，藍棣之認為，巴金是典型的小說家，他的“小說思維”是在創作中用人物和情節來思維的，而不是根據事先確定的主題、情節和提綱來寫，“他不是把理論上想好的東西化成故事和人物，而是一邊挖掘生活一邊寫作。”
上海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上海巴金文學研究會會長陳思和認為，巴金的早期文字營造了一個“青春的世界”，單純、樸素、流暢，充滿了激情，他善於用充滿感情色彩的詞彙和動勢強烈的句式造成一種濃烈的審美氛圍，極易抓住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而一旦剝離巴金小說裡所謂“反封建”的裝飾性外表，我們不難發現，巴金早期著作裡隱含著反對一切形式的強權壓迫，維護個性的絕對自由的內涵，而這些即使在今天也沒有真正過時，仍然能感動今天和未來的人們。
曾經因主持評選“20世紀中國小說大師”而名噪一時的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王一川說，巴金走了，但這位小說大師給我們留下了20世紀中國文學現代性的不朽的精神路標。他解釋說，這個路標上清晰地銘刻著文學現代性依次呈現的三種精神狀態：首先是“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所標明的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知識界的充溢的激情及其盛衰軌跡，那是一個激情的年代；其次是《寒夜》、《憩園》等標誌的曾在40年代閃現而後來又一再復現的現實的沉鬱心態，那是激情噴射殆盡後的理智的年代，是知識分子人到中年更富於理性地面對現實的時代；最後是《隨想錄》等所凸現的80年代以來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心境，那是繼激情年代和理智年代之後的更加深沉的反思的年代，是激情在興衰中昇華、理智在沉澱中成熟的通達睿智的時節。
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傅光明說，在我心目中一直有兩個巴金的形象：一個是《霧》《雨》《電》《家》《春》《秋》《寒夜》的作者——小說家形象的巴金，他代表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創作的最高成就，對中國文壇而言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和價值；另一個是作為覺醒者、懺悔者形象的巴金，其代表作是晚年“講真話的大書”——《隨想錄》。“巴金是文革後最早站出來講真話，反省自己的知識分子。正是有了這部《隨想錄》，普通中國民眾心目中的巴金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家，更是一位敢於直面真相的勇士。”
作為“時代的書寫者”、“執著的思想者”，巴金是一代知識分子的象徵。陳思和認為，巴金的作品凸顯了知識分子的良知與精神作用。“他不是人云亦云，屈服在時代話語之下作鸚鵡學舌，而是真正地感受著這個活生生的世界，真誠地表達自己的心聲。從這一層面說，巴金作品顯現的不僅僅是文字的魅力，更是思想與精神的力量。”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撰文認為，“巴金精神”對於今天的全球化時代具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是他的追求和探索為社會生活的多元化提供了前提和條件，“巴金的努力可能正是今天我們擁有的多元生活的開端”；二是巴金的理想精神也是對消費文化的平面化和簡單化的參照和反思，他讓我們認識到我們精神生活的某些片面的因素，他對於“庸俗”的批判，追求一種不斷提升自己的價值的努力仍然是我們所需要的。
華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程光煒說，“巴金所走過的文學創作道路實際上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百年曆史的一個縮影。對於中國文壇而言，他有著巨大的象徵意義
巴金是把‘五四’個性解放、自由、平等、博愛的精神貫穿在創作始終的，他堅持得最久，並且一直堅持到最後。”清華大學文學研究所藍棣之教授說。
上世紀80年代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曾經做過統計，巴金的《家》是出借率最高的書，可見其受青年讀者喜愛的程度。在評價巴金的文學成就時，藍棣之認為，巴金是典型的小說家，他的“小說思維”是在創作中用人物和情節來思維的，而不是根據事先確定的主題、情節和提綱來寫，“他不是把理論上想好的東西化成故事和人物，而是一邊挖掘生活一邊寫作。”
上海復旦大學人文學院副院長、上海巴金文學研究會會長陳思和認為，巴金的早期文字營造了一個“青春的世界”，單純、樸素、流暢，充滿了激情，他善於用充滿感情色彩的詞彙和動勢強烈的句式造成一種濃烈的審美氛圍，極易抓住讀者，尤其是青年讀者。而一旦剝離巴金小說裡所謂“反封建”的裝飾性外表，我們不難發現，巴金早期著作裡隱含著反對一切形式的強權壓迫，維護個性的絕對自由的內涵，而這些即使在今天也沒有真正過時，仍然能感動今天和未來的人們。
曾經因主持評選“20世紀中國小說大師”而名噪一時的北京師範大學文學院教授王一川說，巴金走了，但這位小說大師給我們留下了20世紀中國文學現代性的不朽的精神路標。他解釋說，這個路標上清晰地銘刻著文學現代性依次呈現的三種精神狀態：首先是“激流三部曲”——《家》、《春》、《秋》所標明的20世紀20年代至30年代知識界的充溢的激情及其盛衰軌跡，那是一個激情的年代；其次是《寒夜》、《憩園》等標誌的曾在40年代閃現而後來又一再復現的現實的沉鬱心態，那是激情噴射殆盡後的理智的年代，是知識分子人到中年更富於理性地面對現實的時代；最後是《隨想錄》等所凸現的80年代以來的自我反思、自我批判的心境，那是繼激情年代和理智年代之後的更加深沉的反思的年代，是激情在興衰中昇華、理智在沉澱中成熟的通達睿智的時節。
中國現代文學館研究員傅光明說，在我心目中一直有兩個巴金的形象：一個是《霧》《雨》《電》《家》《春》《秋》《寒夜》的作者——小說家形象的巴金，他代表了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創作的最高成就，對中國文壇而言有著不可替代的意義和價值；另一個是作為覺醒者、懺悔者形象的巴金，其代表作是晚年“講真話的大書”——《隨想錄》。“巴金是文革後最早站出來講真話，反省自己的知識分子。正是有了這部《隨想錄》，普通中國民眾心目中的巴金不僅僅是一個文學家，更是一位敢於直面真相的勇士。”
作為“時代的書寫者”、“執著的思想者”，巴金是一代知識分子的象徵。陳思和認為，巴金的作品凸顯了知識分子的良知與精神作用。“他不是人云亦云，屈服在時代話語之下作鸚鵡學舌，而是真正地感受著這個活生生的世界，真誠地表達自己的心聲。從這一層面說，巴金作品顯現的不僅僅是文字的魅力，更是思想與精神的力量。”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張頤武撰文認為，“巴金精神”對於今天的全球化時代具有兩個方面的意義：一是他的追求和探索為社會生活的多元化提供了前提和條件，“巴金的努力可能正是今天我們擁有的多元生活的開端”；二是巴金的理想精神也是對消費文化的平面化和簡單化的參照和反思，他讓我們認識到我們精神生活的某些片面的因素，他對於“庸俗”的批判，追求一種不斷提升自己的價值的努力仍然是我們所需要的。
華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導師程光煒說，“巴金所走過的文學創作道路實際上是中國現當代文學百年曆史的一個縮影。對於中國文壇而言，他有著巨大的象徵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