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蘭亭集序》是王羲之為詩集《蘭亭集》所寫的一篇序文，但就其內容和形式而言，它又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書序，而且是中國文學史上一篇立意深遠、文筆清新自然的優美散文。
文章從蘭亭集會落筆，首先用簡潔的文字點明集會的時間、地點、緣由和與會人物，接著用抒情的筆調，描繪了清雅優美的山、水、林、竹等自然景物，而正是這些自然風光引起與會者飲酒取樂、臨流賦詩的雅興，下文就自然轉入敘寫雅事，敘寫與會者“一觴一詠”、“遊目騁懷”的種種歡樂情景。段末以“樂”字作結，揭示了與會者沉浸在美好的自然和人文環境中得到審美愉悅而暫時忘卻煩惱的情趣。
第二段作者緊承上文“俯”“仰”二字和“信可樂也”一語，轉寫人世變幻、情隨事遷的情況。不管是“晤言一室之內”的靜者，還是“放浪形骸之外”的躁者，他們雖都在一時一事上“快然自足”，但是這些眼前的美景和人世的歡樂，“俯仰之間，已為陳跡”，樂極而悲生，他們不得不面對嚴酷的現實：“老之將至”、“終期於盡”，人生苦短。至此，作者自然提出“死生亦大矣”這一主旨。本段末以“痛”字反詰作結，不僅為呼應上段的“樂”，更為引起讀者深思“死生”這一人生最重大問題。
第三段作者抓住死生問題，進一層表明自己的生死觀。作者首先借古立論，說明從古至今，人們一直重視死生問題，自己也不能例外。接著作者針對當時士大夫務清談、鮮實效、無經濟大略的社會風氣，痛斥“一死生”、“齊彭殤”的老莊學說為“虛誕”、“妄作”，從而表明了作者積極進取的生死觀，而這正是作者編輯《蘭亭集》併為之作序的目的。文章前面兩段分別以“樂”、“痛”作結，最後一段以“感”字作結，表明作者堅信後世讀者會從斯文（這篇序文）中產生同感：認識死生問題的重要，樹立正確的生死觀。
縱觀全文，作者著眼死生二字，借一次集會宴遊闡明人生哲理，表明了作者深遠立意。同樣是寫了宴遊情景，但石崇的《金谷詩序》、李白的《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等文章，抒發的卻是人生短暫，需及時行樂的情懷，立意顯然不及作者的《蘭亭集序》深遠。作者生活在東晉時代，當時統治集團偏安江東，不思進取。士大夫崇尚玄學，清談之風很盛，而作者卻公開批評“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頗想有所作為。從作者給中軍將軍殷浩、會稽王司馬昱、太傅謝安等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作者憂國憂民，渴望救國家“倒懸之急”的大志和曠達進取的人生態度。當然，由於歷史和階級的侷限性，作者不可能始終堅持這一正確的人生態度，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春，即作者寫完《蘭亭集序》後兩年，作者因深感空懷壯志，報國無門，又因與揚州刺史王述的矛盾恩怨，憤而稱病去官，且到父母墓前立誓永不再仕。此後便“盡山水之遊，弋釣為娛”，去尋求“當以樂死”的境界，反映了作者晚年思想漸趨消極虛無。這是我們在全面評價作者一生思想時應該注意的。
《蘭亭集序》之所以流傳千古，不僅因為其立意深遠，而且因為其文筆清新流暢，樸素自然。魏晉時期出現了駢文的高潮，駢文幾乎佔有了一切文字領域，這種文體講究對偶、辭藻、音律、典故，極不利表情達意。在這種駢文風行的時代，作者能不拘成格，用灑脫流暢、樸素簡潔、極富表現力的語言寫景，敘事，抒情，議論，充分體現了作者散文的個人風格。特別是文中用了“群賢畢至”、“崇山峻嶺”、“茂林修林”、“天朗氣清”、“遊目騁懷”、“情隨事遷”、“感慨系之”、“若合一契”等詞語寫蘭亭山水之優美，敘時人宴遊之雅緻，抒盛事不常之感慨，議死生意義之重大，而這些詞語從此便被後人當作成語使用，極大豐富了祖國的語言寶庫，從而也奠定了《蘭亭集序》在中國文學上的地位。
《蘭亭集序》是王羲之為詩集《蘭亭集》所寫的一篇序文，但就其內容和形式而言，它又不僅是一般意義上的書序，而且是中國文學史上一篇立意深遠、文筆清新自然的優美散文。
文章從蘭亭集會落筆，首先用簡潔的文字點明集會的時間、地點、緣由和與會人物，接著用抒情的筆調，描繪了清雅優美的山、水、林、竹等自然景物，而正是這些自然風光引起與會者飲酒取樂、臨流賦詩的雅興，下文就自然轉入敘寫雅事，敘寫與會者“一觴一詠”、“遊目騁懷”的種種歡樂情景。段末以“樂”字作結，揭示了與會者沉浸在美好的自然和人文環境中得到審美愉悅而暫時忘卻煩惱的情趣。
第二段作者緊承上文“俯”“仰”二字和“信可樂也”一語，轉寫人世變幻、情隨事遷的情況。不管是“晤言一室之內”的靜者，還是“放浪形骸之外”的躁者，他們雖都在一時一事上“快然自足”，但是這些眼前的美景和人世的歡樂，“俯仰之間，已為陳跡”，樂極而悲生，他們不得不面對嚴酷的現實：“老之將至”、“終期於盡”，人生苦短。至此，作者自然提出“死生亦大矣”這一主旨。本段末以“痛”字反詰作結，不僅為呼應上段的“樂”，更為引起讀者深思“死生”這一人生最重大問題。
第三段作者抓住死生問題，進一層表明自己的生死觀。作者首先借古立論，說明從古至今，人們一直重視死生問題，自己也不能例外。接著作者針對當時士大夫務清談、鮮實效、無經濟大略的社會風氣，痛斥“一死生”、“齊彭殤”的老莊學說為“虛誕”、“妄作”，從而表明了作者積極進取的生死觀，而這正是作者編輯《蘭亭集》併為之作序的目的。文章前面兩段分別以“樂”、“痛”作結，最後一段以“感”字作結，表明作者堅信後世讀者會從斯文（這篇序文）中產生同感：認識死生問題的重要，樹立正確的生死觀。
縱觀全文，作者著眼死生二字，借一次集會宴遊闡明人生哲理，表明了作者深遠立意。同樣是寫了宴遊情景，但石崇的《金谷詩序》、李白的《春夜宴從弟桃李園序》等文章，抒發的卻是人生短暫，需及時行樂的情懷，立意顯然不及作者的《蘭亭集序》深遠。作者生活在東晉時代，當時統治集團偏安江東，不思進取。士大夫崇尚玄學，清談之風很盛，而作者卻公開批評“虛談廢務、浮文妨要”，頗想有所作為。從作者給中軍將軍殷浩、會稽王司馬昱、太傅謝安等人的信中，可以看出作者憂國憂民，渴望救國家“倒懸之急”的大志和曠達進取的人生態度。當然，由於歷史和階級的侷限性，作者不可能始終堅持這一正確的人生態度，永和十一年（公元355年）春，即作者寫完《蘭亭集序》後兩年，作者因深感空懷壯志，報國無門，又因與揚州刺史王述的矛盾恩怨，憤而稱病去官，且到父母墓前立誓永不再仕。此後便“盡山水之遊，弋釣為娛”，去尋求“當以樂死”的境界，反映了作者晚年思想漸趨消極虛無。這是我們在全面評價作者一生思想時應該注意的。
《蘭亭集序》之所以流傳千古，不僅因為其立意深遠，而且因為其文筆清新流暢，樸素自然。魏晉時期出現了駢文的高潮，駢文幾乎佔有了一切文字領域，這種文體講究對偶、辭藻、音律、典故，極不利表情達意。在這種駢文風行的時代，作者能不拘成格，用灑脫流暢、樸素簡潔、極富表現力的語言寫景，敘事，抒情，議論，充分體現了作者散文的個人風格。特別是文中用了“群賢畢至”、“崇山峻嶺”、“茂林修林”、“天朗氣清”、“遊目騁懷”、“情隨事遷”、“感慨系之”、“若合一契”等詞語寫蘭亭山水之優美，敘時人宴遊之雅緻，抒盛事不常之感慨，議死生意義之重大，而這些詞語從此便被後人當作成語使用，極大豐富了祖國的語言寶庫，從而也奠定了《蘭亭集序》在中國文學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