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誰對中華民族的貢獻更大？曾國藩

（1811年11月26日－1872年3月12日），初名子城，字伯涵，號滌生，宗聖曾子七十世孫。中國晚清時期政治家、戰略家、理學家、文學家、書法家，湘軍的創立者和統帥。

曾國藩出生普通耕讀家庭，自幼勤奮好學，6歲入塾讀書。8歲能讀四書、誦五經，14歲能讀《周禮》《史記》文選。道光十八年（1838年）中進士，入翰林院，為軍機大臣穆彰阿門生。累遷內閣學士，禮部侍郎，署兵、工、刑、吏部侍郎。與大學士倭仁、徽寧道何桂珍等為密友，以“實學”相砥礪。太平天國運動時，曾國藩組建湘軍，力挽狂瀾，經過多年鏖戰後攻滅太平天國。其一生奉行為政以耐煩為第一要義，主張凡事要勤儉廉勞，不可為官自傲。他修身律己，以德求官，禮治為先，以忠謀政，在官場上獲得了巨大的成功。

曾國藩的崛起，對清王朝的政治、軍事、文化、經濟等方面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在曾國藩的倡議下，建造了中國第一艘輪船，建立了第一所兵工學堂，印刷翻譯了第一批西方書籍，安排了第一批赴美留學生。可以說曾國藩是中國近代化建設的開拓者。曾國藩與胡林翼並稱“曾胡”，與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並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官至兩江總督、直隸總督、武英殿大學士，封一等毅勇侯，諡號“文正”，後世稱“曾文正”。

人格修煉對他事業有幫助。

首先是誠，為人表裡一致，一切都可以公之於世。

第二個是敬，敬畏，內心不存邪念，持身端莊嚴肅有威儀。

第三個就是靜，心、氣、神、體都要處於安寧放鬆的狀態。

第四個字是謹，不說大話、假話、空話，實實在在，有一是一有二是二。

第五個字是恆，生活有規律、飲食有節、起居有常。最高境界是“慎獨”，舉頭三尺有神明。

他每天記日記，對每天言行進行檢查、反思，一直貫穿到他的後半生，不斷給自己提出更多要求：要勤儉、要謙對、要仁恕、要誠信，知命、惜福等，力圖將自己打造成當時的聖賢。許多人都認為人格修煉是空虛的東西，認為修身是虛無縹緲的東西，甚至還是迂腐的，但曾國藩一生的事業，修身才是他事業成功最重要的原因。

曾國藩認為：“養生之法約有五事：一曰眠食有恆，二曰懲忿，三曰節慾，四曰每夜臨睡前洗腳，五曰每日兩飯後各行三千步。”養生之道，“視”、“息”、“眠”、“食”四字最為要緊，養病須知調衛之道。

早年修身十三條

一、主敬（整齊嚴肅，無時不懼。無事時，心在腔子裡；應事時，專一不雜。）

二、靜坐（每日不拘何時，靜坐片刻，來複仁心，正位凝命，如鼎之鎮。）

三、早起（黎明即起，醒後勿沾戀。）

四、讀書不二（一書未點完，斷不看他書。東翻西閱，都是徇外為人。）

五、讀史（每日圈點十頁，雖有事不間斷。）

六、謹言（刻刻留心。）

七、養氣（氣藏丹田，無不可對人言之事。）

八、保身（節慾、節勞、節飲食。）

九、寫日記（須端楷，凡日間身過、心過、口過，皆一一記出，終身不間斷。）

十、日知所亡（每日記茶餘偶談一則，分德行門、學問門、經濟門、藝術門。）

十一、月無忘所能（每月作詩文數首，以驗積理的多寡，養氣之盛否。）

十二、作字（早飯後作字。凡筆墨應酬，當作自己功課。）

十三、夜不出門（曠功疲神，切戒切戒。）

（1823年2月15日—1901年11月7日），本名章銅，字漸甫、子黻[fú]，號少荃（一作少泉），晚年自號儀叟，別號省心，安徽合肥人，晚清名臣，洋務運動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世人多稱“李中堂”，因行二，故民間又稱“李二先生”。

作為晚清重臣，李鴻章是淮軍和北洋水師的創始人和統帥、洋務運動領袖之一，建立了中國第一支西式海軍——北洋水師，官至東宮三師、文華殿大學士、北洋通商大臣、直隸總督，爵位一等肅毅伯。一生參與了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包括鎮壓太平天國運動、鎮壓捻軍起義、洋務運動、甲午戰爭等，代表清政府簽訂了《越南條約》《馬關條約》《中法簡明條約》《辛丑條約》等一系列不平等條約。1901年11月7日，李鴻章病逝於北京。

1865年，李鴻章在署理兩江總督任上，鑑於原設三局裝置不全，在曾國藩支援下，收購了上海虹口美商旗記鐵廠，與韓殿甲、丁日昌的兩局合併，擴建為江南製造局。與此同時，蘇州機器局亦隨李鴻章遷往南京，擴建為金陵機器局。同治九年，調任直隸總督，接管原由崇厚創辦的天津機器局，並擴大生產規模。於是，中國近代早期的四大軍工企業中，李鴻章一人就創辦了三個，已如他自己所言“練兵以制器為先”。爾後，在引進西方裝置進行近代化生產的實際操作中，他又進一步得出：“中國欲自強，則莫如學習外國利器。欲學習外國利器，則莫如覓制器之器，師其法而不必盡用其人。欲覓制器之器與制器之人，則或專設一科取士，士終身懸以為富貴功名之鵠，則業可成，藝可精，而才亦可集”，反映出其認識的深化。

19世紀70年代出任直隸總督後，責任愈巨，視野愈闊，綜觀世界各國的發展，李鴻章痛感中國之積弱不振，原因在於“患貧”，得出“富強相因”，“必先富而後能強”的認識，將洋務運動的重點轉向“求富”。

清朝中葉以後，由於京杭運河淤塞，朝廷南北貨物的調運部分改為海路。同治十一年底，李鴻章抓住時機，督辦創立了“輪船招商局”。這是中國第一家民營輪船公司，也是中國近代最大的民用企業。它承攬了朝廷“官物”運輸一半的運量，而其隨後展開的客運業竟擠垮了英美合辦的旗昌公司。輪船招商局先以朱其昂為總辦，後以唐廷樞為總辦，徐潤、朱其昂、盛宣懷為會辦。由此奠定了“官督商辦”政策的基調。

其後，在整個七八十年代，李鴻章先後創辦了河北磁州煤鐵礦、江西興國煤礦、湖北廣濟煤礦、開平礦務局、上海機器織布局、山東嶧縣煤礦、天津電報總局、唐胥鐵路、上海電報總局、津沽鐵路、漠河金礦、熱河四道溝銅礦及三山鉛銀礦、上海華盛紡織總廠等一系列民用企業，涉及礦業、鐵路、紡織、電信等各行各業。在經營方針上，也逐漸由官督商辦轉向官商合辦，從客觀上促進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中國近代化開始的標誌

而當洋人要在中國開設電報業務的時候，清朝朝野上下無不驚慌失措，以為“電報之設，深入地下，橫衝直撞，四通八達，地脈既絕……”李鴻章也不允許洋人從香港鋪設來的海底電纜上岸。於是，時隔不久，由他支援鋪設的中國第一條電報電纜線在大沽口到天津城之間開通了。李鴻章能夠完全不理會“地脈”，也能夠完全不理會洋人，因為他知道電報業蘊藏著極高的軍事和民用價值。

之後，由清朝國政府的銀子作為投資、以贏利為目的的電報公司成立。李鴻章稱此舉為“官督商辦”，因為在中國創辦擁有自主權的企業“事體重大，有裨國計民生，故需官為扶持並酌借官帑以助商力之不足”。由於李鴻章的主持和參與，洋務派創辦了中國近代第一條鐵路、第一座鋼鐵廠、第一座機器製造廠、第一所近代化軍校、第一支近代化海軍艦隊等。有曾國藩和李鴻章共同創造的安慶內軍械所。李鴻章創辦的江南製造總局、輪船招商局。不但促進了沒落王朝的工業化，而且為在財政上捉襟見肘的政府提供了大量穩定的資金。不過李鴻章始終沒有逃脫時代對思維的束縛，李鴻章所建企業皆為官督商辦體制，企業初建之時官府沒有實力獨立創辦，便與民資合作。待企業步入正軌，官府便想方設法排斥民資，形成官府獨霸企業。由於連年戰亂政府不斷從企業中抽離資金、強加冗員，長期的政策保護又使企業暮氣沉沉。這些重病纏身的企業隨著外國勢力的入侵和民族資本的崛起難逃悲劇命運。

（1812年11月10日—1885年9月5日），漢族，字季高，一字樸存，號湘上農人。湖南湘陰人。晚清軍事家、政治家，湘軍名將，洋務派代表人物之一，與曾國藩等人並稱“晚清中興四大名臣”。

左宗棠曾就讀於長沙城南書院，二十歲鄉試中舉，雖此後在會試中屢試不第，但留意農事，遍讀群書，鑽研輿地、兵法。後由幕友而起，參與平定太平天國運動、興辦洋務運動、鎮壓捻軍，平定陝甘同治回亂，收復新疆，推動新疆置省。歷任閩浙總督、陝甘總督、兩江總督，官至東閣大學士、軍機大臣，封二等恪靖侯。中法戰爭時，自請赴福建督師，1885年（光緒十一年）在福州病逝，享年七十三歲。清廷追贈太傅，諡號“文襄”，併入祀昭忠祠、賢良祠。

1860年（咸豐十年），在太平軍攻破江南大營後，左宗棠以四品京堂候補，隨同欽差大臣、兩江總督曾國藩襄辦軍務。 [23] 並在湖南招募5000人，組成“楚軍”，赴江西、安徽與太平軍作戰。

1861年（咸豐十一年），曾國藩疏薦左宗棠任浙江巡撫；太平軍攻克杭州後，清廷正式補授左宗棠為浙江巡撫（1862年1月），督辦軍務。

1862年（同治元年），左宗棠進軍浙江，在隨後的兩年中，他在中法混合軍“常捷軍”、中英混合軍“常安軍”、“定勝軍”的配合下，先後攻陷金華、紹興等地，1863年（同治二年）升閩浙總督。

1864年（同治三年）3月，左宗棠攻陷杭州，加太子少保銜，賜黃馬褂。 他在浙江採取種種恢復經濟的舉措，並攻克湖州等地，從而控制浙江全境。論功，封二等恪靖伯。 旋奉命率軍入江西、福建追擊太平軍李世賢、汪海洋部，至1866年（同治五年）2月，左宗棠最終攻滅李世賢等於廣東嘉應州（今梅州）。

在鎮壓太平天國後，左宗棠倡議減兵並餉，加給練兵。1866年（同治五年），上疏奏請設局監造輪船，獲准試行，即於福州馬尾擇址辦船廠，派員出國購買機器、船槽，並創辦求是堂藝局（亦稱船政學堂），培養造船技術和海軍人才。時逢西北事起，旋改任陝甘總督，推薦原江西巡撫沈葆楨任總理船政大臣。一年後，福州船政局（亦稱馬尾船政局）正式開工，成為中國第一個新式造船廠。

1866年（同治五年）末，左宗棠動身，準備率領各軍平定回亂，但因西捻軍進犯陝西 ，加之左宗棠認為捻強於回，遂首先重點鎮壓捻軍。

1867年（同治六年），左宗棠以欽差大臣身份督統軍隊（陝甘總督由穆圖善署理），屢次擊敗捻軍，但因回亂牽制、捻軍機動靈活等因素而難以徹底取勝；延川、綏德還多次被回民軍攻破。是年末，捻軍由陝入晉，繼而入河南、直隸，京師震動。左宗棠與李鴻章、李鶴年、官文皆受革職處分。左率軍追擊，並且建言獻策，最終於1868年（同治七年）協助李鴻章消滅了西捻軍。左宗棠在入京覲見時指出平定陝甘仍需五年時間。

1870年（同治九年）2月，劉松山陣亡，左宗棠痛感“失我右臂”。 其後，馬化龍鼓動回民軍大舉進犯陝西，不過這些部隊缺乏系統組織、有效領導，被清軍擊敗，也未能動搖左宗棠攻克金積堡的決心。左宗棠以松山之侄劉錦棠代替劉松山，又調動重兵圍攻金積堡，終於在1871年1月（農曆仍為同治九年）取勝，馬化龍父子投降後於3月（同治十年正月）被處死，其部眾1800餘人、“偽官”80餘人亦予駢誅。 左宗棠賞加騎都尉世職。

1871年（同治十年），肅清後方後，左宗棠進攻甘肅河州，當地回民軍領袖馬佔鰲頑強抵抗，清軍屢屢受挫，但始終堅持作戰。在左軍的強大壓力下，馬佔鰲於1872年（同治十一年）投降，所部被左宗棠編入清軍。回民軍的主力至此已經被消滅。

1872年（同治十一年），左宗棠派劉錦棠克復西寧，白彥虎等退入甘肅；他另派徐佔彪進攻肅州，但肅州久攻不下。同年，左宗棠駁斥朝臣宋晉停造輪船的主張， 並在蘭州創辦甘肅機器製造局（即蘭州製造局）。8月，左宗棠入駐陝甘總督駐地蘭州。

1874年（同治十三年），左宗棠推動甘肅省與陝西省分闈鄉試、分設學政，以免甘肅考生赴陝鄉試之苦；他還推動西北茶政改革，鎮壓閔殿臣之叛。8月，左宗棠補授大學士，不久又補為東閣大學士。

伊犁被攻佔引起清廷重視，清廷命景廉、成祿等率軍出關，並令左宗棠派兵進剿，因陝甘回亂尚未平定，左宗棠認為：“此時興師遠舉，並非穩著。”但他仍於1872年（同治十一年）1月派徐佔彪進兵肅州。

1873年（同治十二年）3月，左宗棠致信總理衙門，指出“欲收伊犁，必先克烏魯木齊”。如果烏魯木齊城克復，“我威維揚”，再大興屯田以保證長期後勤供應，安撫新疆各部族耕牧如常，“即不遽索伊犁，而已穩然不可犯矣”。烏城形勢既固，然後明示以伊犁我之疆索，尺寸不可讓人”。若外交失敗、不得已與俄軍交戰，清軍亦未必不能夠勝利。 這樣，左宗棠提出了先安定新疆回部再準備收回伊犁的方針。

1874年（同治十三年）日本侵臺，清廷由此發生“海防”與“塞防”之爭。李鴻章等人力主海防，以日本為主要假想敵，主張放棄塞防，“停撤之餉，即勻作海防之餉”；湖南巡撫王文韶主張塞防。左宗棠則主張海防與塞防並重，指出，不收復新疆，陝甘清軍便會被長期牽制，不僅不能裁減兵餉、助益海防，而且“自撤藩籬，則我退寸而寇進尺”，尤其招致英、俄滲透。 軍機大臣文祥贊同左見，全力支援之。與此同時，左宗棠彈劾景廉、成祿等原受命收復新疆而逡巡不進者，成祿被革職，景廉被調任。於是1875年（光緒元年）5月，清廷下詔授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全權節制三軍，以將軍金順為幫辦軍務，擇機出塞平叛新疆。

（1837年9月2日—1909年10月4日），字孝達，號香濤，時為總督，稱“帥”，故時人皆呼之為“張香帥”。晚清名臣、清代洋務派代表人物，祖籍直隸南皮，出生於貴州興義府（今安龍縣 ）。咸豐二年（1852年）十六歲中順天府解元，同治二年（1863年）二十七歲中進士第三名探花，授翰林院編修，歷任教習、侍讀、侍講、內閣學士、山西巡撫、兩廣總督、湖廣總督、兩江總督（多次署理，從未實授）、軍機大臣等職，官至體仁閣大學士。

英國傳教士李提摩太在山西傳教，刊行《救時要務》等小冊子，並舉辦儀器、車床、縫紉機、單車的展覽和操作表演。張之洞會見了李提摩太，讀了他的書，受其影響，擬籌建洋務局，未及實現。

光緒九年（1883年）中法戰爭爆發，因力主抗爭任兩廣總督。光緒十年（1884年），法國在

張之洞到達廣州後，便加強防務，飭沿海督撫，嚴密防守。六月，法國侵略軍佔中國臺灣基隆，張之洞奏請飭吏部主事唐景崧，往會劉永福，合擊法軍。他認為：“援臺惟有急越，請爭越以振全域性。又言牽敵以戰越為上策，圖越以用劉為實濟。 ”清廷採納張之洞的建議，加劉永福為提督記名。劉永福率領黑旗軍驍勇善戰，屢創法軍。但由於廣西布政使徐延旭、雲南布政使唐烱所率軍隊在抗法戰爭中配合不力，打了敗仗，唐烱軍逃走，使黑旗軍寡不敵眾而遭到失敗。唐、徐被撤職查辦，張之洞因薦徐延旭不當而交部察議。

光緒十一年（1885年）正月，法軍侵佔中越邊境重鎮鎮南關（今友誼關），形勢危急。張之洞奏請調前任廣西提督馮子材、總兵王孝祺等援桂，駐鎮南關。70歲的老將馮子材率軍，奮力殊死抵抗，大敗法軍，扭轉了整個戰局。法國茹費理內閣因此倒臺。但是清廷卻決意乘勝求和，命令前線各軍停戰撤兵。前線將士聞訊，“皆扼腕憤痛”。張之洞接連電奏緩期撤兵，竟遭李鴻章傳旨斥責。

光緒十二年（1886年），張之洞在廣州創辦廣雅書局和廣雅書院。廣東原有端溪書院，在肇慶，他聘請樑鼎芬主持端溪書院，後來樑鼎芬率師生來到廣雅書院。張之洞又聘朱一新到廣雅書院主講。當時樑鼎芬因彈劾李鴻章主和而獲罪，朱一新因彈劾太監李蓮英而降職。張之洞抵住非議，繼續延聘他們。

光緒十五年（1889年），張之洞上奏朝廷，建議修築一條蘆漢鐵路，自蘆溝橋至漢口，以貫通南北。他認為鐵路之利，以通土貨厚民生為最大，徵兵、轉餉次之。他提出蘆漢鐵路是“幹路之樞紐，枝路之始基，而中國大利之萃也” [11] 。朝廷准奏，計劃北段由直隸總督主持，南段由湖廣總督主持，南北分段修築。於是，清廷調張之洞任湖廣總督。八月，調署湖廣總督，並多次署理兩江總督。在這個歷史程序中，在張之洞本人的具體策劃和親自指導下，湖北地區先後成立了自強學堂（今武漢大學前身）、武備學堂、農務學堂（今華中農業大學前身）。武漢科技大學的前身—湖北工藝學堂也是在這個歷史時期在張之洞的策劃和指導下誕生的。不僅是湖北地區，張之洞任兩江總督時在南京創立三江師範學堂（今南京大學前身）。 [12] 同年冬，張之洞到了湖北。首先是籌建漢陽鐵廠。張之洞辦企業，也曾鬧過一些笑話。他電駐英公使薛福成購鍊鋼廠機爐，英國梯賽特工廠廠主回答說：“欲辦鋼廠，必先將所有之鐵、石、煤、焦寄廠化驗，然後知煤鐵之質地如何，可以煉何種之鋼，即以何樣之爐，差之毫釐，謬以千里，未可冒昧從事。”張之洞大言曰：“以中國之大，何所不有，豈必先覓煤鐵而後購機爐？但照英國所用者購辦一分可耳。”英國廠主只得從命。結果，機爐設在漢陽，鐵用大冶的，煤用馬鞍山的。馬鞍山的煤，灰礦並重，不能煉焦，不得已只好從德國購焦炭數千噸。光緒十六年至二十二年（1890—1896年），耗資560萬兩，還沒有煉成鋼。後改用江西萍鄉的煤，製成的鋼太脆易裂。張之洞才知道他所購的機爐採用酸性配置，不能去磷，鋼含磷太多，便易脆裂。於是又向日本借款300萬元，將原來的機爐改用鹼性配置的機爐，才製出優質的馬丁鋼。

漢陽鐵廠是一個鋼鐵聯合企業，光緒十九年（1893年）建成，包括鍊鋼廠、鍊鐵廠、鑄鐵廠

大小工廠10個、煉爐2座，工人3000，採煤工人1000。這是近代中國第一個大規模的資本主義機器生產的鋼鐵工業，而且在亞洲也是首創的最大的鋼鐵廠，日本的鋼廠建設還比這晚幾年。

張之洞還辦了湖北織布局。光緒十八年（1892年）在武昌開車，紗錠3萬枚，布機1000張，工人2000。織布局是盈利的。但是張之洞卻將織布局的盈利去彌補鐵廠、槍炮廠的虧損，使織布局一直處在高利貸的壓迫下，無從發展。張之洞看到棉紗銷路很廣，便決定開設兩個紗廠。他致電駐英國公使薛福成向英商訂購機器。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建成北廠，紗錠5萬多枚，為湖北紡紗局。南廠一直沒有建成，機器停放在上海碼頭任憑風吹雨打，後來張謇領去辦了南通大生紗廠。湖北紡紗局、織布局、繅絲局、制麻局到了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轉租給廣東資本家組織的應昌公司承辦。

張之洞到了湖北，其中光緒二十年（1894年）調署兩江總督，任期一年多。他十分重視湖北、江蘇的教育，創辦和整頓了許多書院和學堂。在湖北，有兩湖書院、經心書院，又設立農務學堂、工藝學堂、武備自強學堂、商務學堂等；在南京，設儲才學堂、鐵路學堂、陸軍學堂、水師學堂等。他派遣留學生到日本留學。在學堂、書院的學習科目方面，他針對社會需要有所改革，添增了一些新的學科。他也注意訓練軍隊，在兩江總督任職期內，曾編練過江南自強軍，人數1萬，地點在徐州，軍官全部用德中國人擔任，採用西法操練。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他回任湖廣總督，將自強軍交給兩江總督劉坤一。

甲午戰爭後，張之洞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較系統的近代教育思想，並認識到建立新學制的重要性。擔任湖廣總督之後，張之洞在湖北大規模興辦新式教育——實業教育、師範教育和國民教育。這些新式教育活動使其教育強國的構想在推動中國教育近代化過程中起了重要作用。

第一，張之洞為配合振興實業，在湖北發展實業教育。其中較有成效的是創辦了農務學堂和工藝學堂，培養了一批新式農業和工業所需要的人才。在張之洞的經濟近代化構想中，農業佔有重要地位。為改良湖北農業，張決定創辦農務學堂，培養農學方面的人才。農務學堂成為湖北實業教育中卓有成效的一所學堂，畢業後的學員也為湖北農業教育的推廣起到了積極作用。

第二，興辦湖北工業。他認為，中國士人囿於傳統觀念不屑於學習“工藝”，而一般的工匠又沒有文化知識，缺乏具有理科理論知識的人才，因此對生產中出現的問題不能探尋其原因；對於引進的機器，不能根據實際情況進行改造，這是中中國人才匱乏，工業落後的重要原因。所以，要發展新式教育就要有兩類人才——工程師和技師。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張將工藝學堂改辦於原江漢書院故址，打算辦成一所高等學堂。後因調職交於程頌辦，使工藝學堂教學取得一定成效，培養出的學生能夠製造各種實用的新式機器。

第三，張之洞重視基礎師範教育。他認識到發展教育在於普及國民教育，而教育的基礎又在於普及小學。普及小學則需要大量合格的教員，這是發展小學的先決條件，查各國中小學教員都取材於師範學堂，故師範學堂為教育造端之地，關係至重。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除選派兩院學生赴日本專學師範外，張之洞又在武昌創辦湖北師範學堂，專門培養中小學教師。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出任兩江總督的張之洞又奏請設立三江師範學堂，選派科舉出身的中學教習50人，講授修身、歷史、地理、文學、算學及體操各科。中日教習也相互學習，就可以解決學堂的師資問題。在張之洞的倡導下，湖北的師範教育行政體系取得較大的發展，為推動湖北近代教育起了巨大作用，同時也為湖北的發展造就了大量人才。

晚清四大名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可以說都是晚清時代的重臣、賢臣，不同程度對中華民族做出過貢獻，但比較來看，我個人認為左宗棠的貢獻最大。以上幾位都對近代中國工業做出過相當貢獻，江南造船廠，漢陽兵工廠，安慶機器製造局，馬尾船廠，北洋水師等等幾乎近代重工業全部在這幾人手中建立的，李鴻章雖然近代大部分喪權辱國的條約在他手中籤定，可是作為晚清後期第一重臣，他也無可奈何，要怪只能怪腐朽的清庭，讓他背了個賣國賊的罵名，其實李鴻章還是一心想要中華民族強盛，像他苦心經營北洋水師，就是想師夷長技以制夷，只是他無力迴天。曾國藩剿滅太平天國後，穩坐清庭第一重臣，建立中國第一家現代工業，安慶製造局，發展現代工業，他的一套忠君傳家思想一直影響了幾代人，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張之洞在武漢建立的漢陽兵工廠，一直到民國時期都是中國最大最好的兵工廠，漢陽造是國軍主要裝備，馬尾船廠也有他的功勞。要到左宗棠不得不說他抬棺收復新疆，晚清後期，新彊分裂勢力在沙俄支援下，公開暴亂，頭目阿古柏一度佔領新疆大部，此時清庭內憂外患，於是大多數大臣主張放棄新疆，畢竟離中原太遠了，此時左宗棠力排眾議，主張出兵平叛，並主功請戰，當時清庭財政困難，他一邊帶兵一邊還要自籌大部分糧草，並在六十高齡親自帶兵收復新疆伊犁等一百多萬平方公里土地，無愧民族英雄的稱號。

這四位晚清名臣在不同的時期都不同的貢獻！個人覺得左宗棠和張之洞還是比較重要！一個抬棺收復了新疆！一個開辦現代工業！

晚清四大中興名臣，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個個皆人中之龍，朝中能臣，都在各自的人生中留下了極其輝煌的成就。

對於誰對中華民族的貢獻更大，個人認為是左宗棠，在晚清逐步走向腐敗無能為力，任列強任意宰割的情況下，左宗棠能夠力挽狂瀾，在不計個人得失的情況下，抬棺出征，在清政府的支援下，收復新疆，於國於民都是天字第一大事，對於中華民族的領土主權保護，對於侵略、分裂勢力採取強力打擊的措施，深得國家和人民的擁護，一世英名，流芳千古。

其個人之人格和國格魅力，對於當今之現實，仍有借鑑的歷史意義，任誰也不能把祖國的領土分裂出一絲一毫。誰分裂，誰就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

左宗棠，五百年來第一人，梁啟超評價。

然後是我的想法，曾國藩，道德楷模，舊式學者的偶像。李鴻章，中國近代化的奠基人。張之洞，不言革命之革命大家，一手培養的武漢新軍，推翻了清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