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典型一起文史公案。正應了一句古話，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

敢於質疑先賢勇氣誠可嘉，且質疑有理更難得。臧克家，錢鍾書們皆屬此類。歷史的進步原動力就是在否定，肯定，再否定，再肯定中曲折前進的。

我們一直受課本或主流媒體宣傳影響，不敢抑或熟視無睹，人云亦云。所以，大眾就是大眾，無法成為精英。

其實不止是臧克家與錢鍾書，古代很多詩人以及詩評家對王安石的這一愛好都略有微辭。王安石寫詩有兩個特性，一是把古人的句子或典故，甚至是成語，以非常巧妙的形式嵌入到自己的詩裡，給人以耳目一新眼前一亮的感覺。二是王安石喜歡改詩，古人的，自己的，別人的，有時改得很妙，而有時改得卻只是“自己覺得妙”。

做為國相，王安石的變法且不論對錯，但論詩才，王安全可謂宋朝第一，最次也是前三。這是所有宋朝詩人公論的，蘇黃在他面前也得誠心求教，或略微平等的交流。尤其是他的創作方法，影響了整個宋朝，甚至宋朝最大的詩派江西詩社都有他的影子。

他對煉字達到了瘋魔的地步，所以很多詩句在後世人看來，難免有斧鑿之痕，說穿了就是“雕飾的痕跡”稍重一些。

詩應當是創作，而不是模仿，或者借鑑，甚至是當下流行的“洗稿”方式，應當用自己的方式，自已創造出藝術水準的句子。這也是為什麼錢先生推崇元遺山的原因。錢鍾書自己也曾經有過這樣的寫詩時光，純以才學為之。後來痛定思痛，自然對這種“誤人子弟”的創作方法表示否定。

也就是說，錢鍾書否定的不是這個“綠”字，而是這個“綠”字背後的創作方法和態度，也因為這個態度，讓整個宋朝的詩歌受到了直接影響，從而降低了宋詩的整體水準。明朝人是看不起宋詩人，編寫古詩選時，從魏晉南北朝，接隋唐，然後略過宋詩，直接匯入明詩。

宋詩一直不招人待見，而這個不招人待見的原因，卻可以追溯到王安石身上。

正確的解讀方式是

錢鍾書肯定王安石寫詩的才華，卻否定王安石的寫詩的方法。

文人的嚴謹，只有寫者自己才能明白，而且我們不妨延伸一下，包含幾個意思或是故弄玄虛，給後人留下一個遐想！

錢鍾書有關此事評論出自《宋詩選注》”：“‘綠’字這種用法在唐詩中早見而亦屢見：丘為《題農父廬舍》：‘東風何時至？已綠湖上山’；李白《侍從宜春苑賦柳色聽新鶯百囀歌》：‘東風已綠瀛洲草’；常建《閒齋臥雨行樂至山館稍次湖亭》：‘行樂至石壁，東風變萌芽，主人山門綠，小隱湖中花’。於是發生了一連串的問題：王安石的反覆修改是忘記了唐人的詩句而白費心力呢？還是明知道這些詩句而有心立異呢？他的選定‘綠’字是跟唐人暗合呢？還是自覺不能出奇制勝，終於向唐人認輸呢？”，根據原文，錢鍾書並非否定這其中的煉字之美，而是告訴讀者，王安石“綠”的用法在唐人詩歌中早已有之，要麼是王安石忘記了與唐人暗合，要麼就是知道，最後推敲來推敲去，最後向唐人認輸。換句話來講，錢鍾書是不承認王安石煉出此字是天才之想。

而臧克家有關評論出自《一字之奇 千古矚目》“我這個人，對這個‘綠’一直評價不高……我嫌它太顯露，限制了春意豐富的內涵，扼殺了讀者廣闊美麗的想象。……如果不用‘綠’字而用‘到’或‘過’，反覺含蓄有味些。……讀者從‘到’中，可以想象出更多的東西。……何況，‘綠’字前人已先用過多少次了。”，他的話有兩層意思，第一即“綠”太顯露，不夠含蓄蘊藉，第二即改字前人已經用過了。

綜合起來，二人共同的一點就是認為詩歌創作貴在新穎獨創，要想前人之所未想。這點固然可貴，但其實作家創作有時化用、借用、仿用他人也是有的，王安石自不必說，再如王勃所謂“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其實就化用了南朝庾信的《馬射賦》：“落花與芝蓋同飛，楊柳共春旗一色。”，但意境已不是庾信之句能比。

相異的是臧克家認為此“綠”失去了含蓄蘊藉之美，這就是仁者見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