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個人覺得兩個沒有外交利益衝突的國家在商業交流活動中是不存在所謂的主從地位的。因為中國與阿拉伯的地理氣候均不同，兩國進出口的產品也是不同的，兩者間的貿易關係是利益互補，而不是相同商品的利益競爭。

從上面這張圖中，可以看出南宋出口貿易的是紡織品，茶葉，瓷器，鐵器和農具，而從阿拉伯商人進口的主要是各種香料，犀角，象牙，珍珠，水晶等。很明顯，雙方都知道自己運輸的商品在彼此國家的稀缺與需求。

從唐朝中後期開始，阿拉伯人或者說各種穆斯林後裔，就成為了中國沿海貿易的主導力量。這種局面一直持續到明朝建立為止。

從唐朝末年到明朝初期，中國最有名的港口城市是福建的泉州。這裡作為港口的水文條件很好，並且離開經濟產出豐富的江南更近。當地也就逐步成為了一個阿拉伯-印度-南洋商人的聚居地。

由於中國古代的重心長期在江淮以南，即便是南方經濟逐步崛起之後，嶺南跟多地方依然不受待見。有貿易傳統的廣州等城市，自然成為了海上來華商販的集中地。從公元前後就出現的印度人，到中世紀開始後的波斯人，再到中世紀後期的阿拉伯人。

包括唐朝在內的很多朝廷，要麼限制漢人經商，要麼就是限制他們參與有利可圖的大宗對外貿易。所以，能夠從海上來華的外族人士，就成為了主導貿易的力量。阿拉伯人透過對印度的貿易和對波斯的征服，很快就抵達了東南亞各地。很多部落和家族，在幾代人時間裡，定居亞洲。再以這些亞洲的新家為基地，抵達中國沿海。

廣州在唐朝之前就非常有名，在唐朝及五代的南漢統治下，依然非常活躍。但唐末的黃巢暴民，曾經幾乎毀滅了這個城市。所以不少人開始向北抵達福建泉州，並以重視貿易的閩國為新的根據地。雖然這裡後來被吳越國控制，但地方上的節度使依然是獨立的存在。到北宋佔領福建，還是需要阿拉伯人來幫忙搞海運。

阿拉伯人帶著他們有名的阿拉伯帆船，給中國原本非常不發達的造船業以新的影響。原本不使用龍骨結構的中國帆船，在宋朝的阿拉伯人影響下開始採取這種更為正確的結構。雖然阿拉伯商人來的數量還是比較有限，並不可能將全部技術都帶入中國，但這樣已經是巨大的進步了。

宋朝也給予這些人非常優厚的條件，包括擁有自己的獨立社群，並可以自己管理自己內部的事物。同時一些商人領袖，會被宋朝給予一官半職，負責到海外去給當地的港口招商引資。這樣，一系列的阿拉伯社群就以廣州和泉州為中心建立起來。其中又以泉州更為繁盛，在蒙古人南下的時期，幾乎成為了一個獨立實體。

元朝時候，這些本土阿拉伯人，依然依靠自己的商業和航海才能，發展海洋經濟。雖然元朝朝廷有時候會搞一段時間的海禁，並在末期殘酷鎮壓了泉州當地的反叛。但這些阿拉伯人依然頑強的生活到了明朝建立。在特別執念於海禁的明朝，他們中的最後一批人，為鄭和下西洋提供了完整的貿易線路圖和沿途的風貌情報。

宋朝之前，阿拉伯商人主導了印度洋的海上貿易與航行，但宋朝時，中國海商與船隊開始崛起，法國漢學家謝和耐在《中國社會史》中說：“自11世紀起的中國航海業發展無疑是亞洲史上最重要的大事之一。”美國漢學家李露華在《當中國稱霸海上》中說：“13世紀初，中國擁有印度洋上最好的船舶，所以從阿拉伯人手中奪走了大部分的海上貿易。”

宋朝時，中國海商的總體規模大概有多大呢？宋人說，“凡販海者，以百人為率”；“海舶大者數百人，小者百餘人”；“海商之艦，大小不等，大者五千料，可載五六百人；小者二千料至一千料，亦可載二三百人” ，可知宋人航海所用的商船，載客量在100人以上。以兩浙、福建、兩廣三路每年各有300艘商船揚帆出海計算（這是保守估算 ），粗略估算下來，直接參與航海的宋朝海商，少說也有10萬人之眾。宋朝才是華人大航海的黃金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