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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匈帝國成立於1867年,解體於1918年。這是一個雙元(奧地利、匈牙利)帝國領導下的多民族(除了兩大主要族群奧地利人和匈牙利人外,還包含捷克人、克羅埃西亞人、波蘭人、少部分義大利人)國家。官方語言包含多種語言,宗教信仰複雜。而國家的官方格言卻是名不副實的“牢不可破”。
這個國家成立以來,民族矛盾一直尖銳。1914年,塞爾維亞青年在薩拉熱窩發射的子彈終結了奧匈帝國皇太子、未來繼承人費迪南大公的性命,同時一戰爆發,給這個國家敲響了喪鐘。在民族主義思潮廣泛傳播的19、20世紀,奧匈的解體似乎不可避免。
而事實上,佔國內人數較少的匈牙利貴族,一直是奧匈帝國的“攪屎棍”。奧地利帝國統治者一直在實行溫和的政治、經濟舉措試圖緩解矛盾。而那些野蠻粗鄙的馬紮兒貴族則處處對著幹。
在這之前,與拿破崙的數十年戰爭已經使奧地利帝國元氣大傷:勃艮第的領土喪失殆盡,比利時地區被割讓給荷蘭,“天主之盾”維也納被數次攻破。此外,還在義大利獨立戰爭中喪失了所有非奧地利歷史的領土,普奧戰爭之後,奧地利被排除出德意志聯邦之外。
因此,這個虛弱不堪的帝國需要轉而尋求匈牙利貴族的支援,皇帝弗蘭茨與匈牙利貴族進行過多次安撫性的談判,然而匈牙利貴族只肯接受“二元體”,因此,奧匈帝國,或者說二元帝國,可以說是奧地利對匈牙利貴族妥協後的產物。
奧匈協約成了帝國的阿喀琉斯之踵,匈牙利貴族得到了統治外萊塔尼亞地區的特權。換言之,僅僅佔帝國19%的馬扎爾族可以統治奧匈帝國40%的領土。而更糟糕的是,馬扎爾族普遍趨向民族沙文主義,因此,在他們統治下的斯拉夫、羅馬尼亞等少數民族受到了嚴重的歧視與壓迫。
雖說奧匈國內民族主義思潮興盛,然而在工業化的大環境中,某些問題甚至能得到緩解。
在奧匈帝國存在的51年間,經濟發展很快。經濟GDP總量佔世界7.5%(美15.0%、整個英聯邦14.8%(英國本土為10.7%)、德13.3%、法10.5%、俄5.1%、中國清朝4.9%、日4.1%、意3.9%、土耳其3.7%、比利時2.5%、荷蘭2.3%、瑞典(包括挪威)2.0%、西班牙1.7%、葡萄牙、1.2%、丹麥1.1%、瑞士1.0%),排名世界第五。技術的改進促進了工業化和城市化。在這51年裡,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傳播到整個帝國。舊的封建主義制度不斷消失。維也納附近、奧地利腹地、阿爾卑斯山麓、捷克和布達佩斯地區經濟飛速發展。
奧匈經濟復甦的同時,捷克、波蘭、斯拉夫等民族主義者的主觀意願也並非徹底摧毀這個帝國,而是要求取得平等的政治地位。事實上,當1907年,奧地利將選舉權下放到所有成年男性公民時,民族矛盾得到了顯著的緩解。
要避免帝國最後解體的命運,則需要帝國建立起一個長久和平的、能將國內各族人民團結起來的的新型國家框架。如果老皇帝弗蘭茨能年輕個數十歲,也許能在取得廣泛斯拉夫人、捷克人、義大利人等的支援下,慢慢削弱匈牙利貴族的過大的權力,從而將帝國進一步整合,同時在經濟措施上維持現狀,不斷髮展。極端一點甚至可以徹底放棄二元國策,拋棄對匈牙利200萬貴族的幻想,團結被壓迫的斯拉夫人、波蘭人,對政治地位不滿的捷克人,對匈牙利貴族來一次徹底的大清洗,分給少數民族更多的政治、經濟利益。
可惜歷史容不得假設,誰能想到生前為斯拉夫民族爭取利益的斐迪南大公會死於斯拉夫人之手呢。也許正是這一小小的蝴蝶效應徹底掀起大風暴給了這個崛起的大帝國致命一擊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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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主的問題是奧匈帝國是否有救。我把它理解為奧匈帝國是否必然在1910年代滅亡,並認為其實並非如此。但是另一位回答者似乎把它理解為奧匈帝國能否萬世不異。不好意思我沒從這個角度理解。我也沒有興趣從這個角度理解。
我認為這個大君主國是十九世紀民族主義激流當中的一個古老的超民族的君主國,它有近代列強的絕大部分缺點,卻也有近代列強不具備的很多美感。當你聽皇帝圓舞曲的時候,當你站在環城大道上看著落日餘暉裡的感恩教堂的時候,你能感受到這個消逝帝國的溫暖。你看著環城大道被路燈照亮有軌電車駛過,你會想到一百多年前施尼茨勒在這條街上遇到他的紡織廠小妹,霍夫曼斯塔爾正要去他常去的咖啡館,而列寧曾經在美泉宮花園教斯大林騎自行車,托洛茨基在附近的中央咖啡館看報紙。雷德爾上校有時候會開著他的戴姆勒汽車從街上經過。
這時候如果有人問我,你覺得奧匈帝國在1910年代必然滅亡麼?我只可能說我不這麼看。但是如果他接著問我你覺得這個帝國能存在到2016年麼?我也會說我不這麼看。
我覺得很多人誇大了奧匈帝國的內部矛盾,好像1914年奧匈帝國和它的皇帝一樣到了風燭殘年。
但是事實上仔細觀察你會發現,所有的吵鬧所有的抗爭都是在帝國的體系之內的抗爭,少數民族爭取的是在帝國之內的平等地位,甚至在平等的基礎上再多要求一點。而不是摧毀帝國。這一點老皇帝弗朗茨約瑟夫比年輕卻身體虛弱的弗朗茨-費迪南皇儲看的更清楚。
1880、1890年代的奧匈帝國是一個正在急劇工業化和進步的中歐大國。它的人民同時處在興奮和不安當中,這一時期是帝國政治上民主化至少在“內萊塔尼亞”,經濟上工業化,文化上空前發達的時代。
帝國有十幾個民族,講更多的語言,但是它們正在融合,雖然彼此之間還有根深蒂固的矛盾,但是帝國的民主化改革,至少在內萊塔尼亞給多民族大君主國的新未來敞開了一扇窗戶。在帝國末期的維也納,你看不到帝國即將滅亡的死亡氣息。相反它興旺發達,捷克貴族、日耳曼貴族、匈牙利貴族、皈依天主教受封爵位的猶太新貴族,日耳曼資產階級、捷克資產階級、猶太人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藝術家、新興的中產階級,聚集在嶄新的維也納環城大道上。在這座城市人人都會說一兩句“廚房捷克語”因為廚子都是捷克人,也會在咖啡館點單和給小費的時候說一兩句波蘭語因為咖啡館服務員大多是波蘭人。1916還是1917年在戰爭裡走投無路的帝國政府開徵了不得人心的“咖啡館小費稅”,結果嚴重的刺激了波蘭人的民族情緒,但是從另一個角度也可以看到維也納的波蘭服務員一直到帝國的最後幾年還在維也納工作,而且他們的不滿不是因為不能回到波蘭人的民族國家去,相反他們不滿是因為他們在帝國首都的收入被徵稅。
帝國的各個民族的不滿至少在內萊塔尼亞其實也是如此,我們都知道帝國議會沒有官方語言,一切民族的代表都有權力用自己的語言發表意見,而且帝國議會不提供翻譯服務。所以帝國議會簡直亂象橫生,帝國大臣用德語發表講話宣佈政策,捷克民族主義議員用捷克語怒斥大臣,捷克的保守派議員在他講話的時候吹口哨。匈牙利議員用匈牙利語表示財政條款涉及奧匈協定不在帝國議會許可權之內,稀有的克羅埃西亞議員用克羅埃西亞語怒斥匈牙利代表,加利西亞波蘭議員用一首波蘭語愛國詩歌來回答所有的不同意見,加利西亞烏克蘭人代表則藉此機會深情演唱一首歌。
但是所有人都在帝國議會的水泥大廈裡,沒有人選擇回答自己的家鄉去。帝國提供了一個框架,每個民族每個階層都希望在這個框架下為自己爭取更多的利益,而不是拆掉這個框架。帝國的議會作為帝國民意的晴雨表正反映了這一點,帝國有十幾個民族,但並不是只有十幾個黨派,相反人民為了自己的利益分化成了更多的黨派,波西米亞激進民族主義者、波西米亞溫和民族主義者、波西米亞保守主義者、波西米亞社會主義者。還有帝國天主教社會黨、日耳曼民族主義黨、馬紮兒自由派、各民族並不是嚴格的按照民族劃分為不同的派系,相反雖然它們經常高喊獨立,但那時的獨立類似於夫妻吵架時的離婚,是威脅而不是理想。
佛洛依德是一個帝國末期的猶太知識分子,在這裡我們要提到他那本有意思的書《夢的解析》。我們不是要談精神分析,而不是要把它作為一個帝國晚期講德語的上層猶太知識分子的精神狀態的例證來看待。在這本書裡佛洛依德認真的分析了他的夢境,一個生活在帝國全盛時期,但從時間表上看也是帝國末期的,日耳曼化猶太人的夢境裡是什麼樣的呢?
我們可以看到他夢見他父親、火車站、拒絕檢票的文化大臣、1848年革命、匈牙利的民族主義者。但是沒有巴勒斯坦,沒有大衛聖殿。佛洛依德是一個生活在哈布斯堡王朝統治之下的維也納的猶太人,在他的夢境裡,也就是他的內心深處,沒有多少猶太人的色彩。
類似的還有猶太復國主義之父,猶太王赫茨爾,他也是一個日耳曼化的猶太知識分子,他年輕的時候參加了日耳曼民族主義社團,熱情的支援普魯士,當遭到排猶分子攻擊,在巴黎目睹德雷福斯案件的時候他才震驚的發現原來自己是猶太人。還有詩人馮-霍夫曼斯塔爾,他是皈依天主教受封貴族的猶太人貴族,他的作品裡我們感受到的是一個維也納貴族知識分子的靈魂,而不是一個猶太人的靈魂。
用一種統一的趨勢戰勝帝國各民族的民族主義情緒,在普遍的義務和權利的基礎上鞏固多瑙河大君主國的理想,在約瑟夫皇帝時代遭到了失敗,但在弗朗茨約瑟夫皇帝時代,因為帝國在選舉權方面的不斷改革,理論上帝國在20世紀承認了帝國境內的成年男性的普選權,雖然外萊塔尼亞堅決抵制皇帝的這一法令。
捷克人仇恨帝國,布拉格的捷克人、日耳曼人、講德語的猶太人,大打出手,甚至造成流血衝突,但是捷克人為什麼仇恨帝國?因為捷克人要求波西米亞政府的官方語言從德語變成德語+捷克語,這個要求最初得到了部分的妥協,那就是講捷克語的人和講德語的人都可以當公務員,但是捷克人並不滿意,捷克人要求的是向當波西米亞公務員必須既懂德語又懂捷克語,這個要求遭到了日耳曼人和講德語的猶太人的抗爭,因為一旦帝國接受這項要求,那麼他們這些不懂捷克語的人就面臨失業。在這個風口浪尖的時代,我們偉大的作家卡夫卡就是一個不懂捷克語的講德語猶太人。他的苦悶真的是對帝國的苦悶麼?卡夫卡用德語寫作,為了追尋猶太人的文化本源還打算學希伯來語,但是他生活在布拉格,卻從沒有學過“廚房捷克語”之外的任何捷克語。他的苦悶更多的是對帝國一旦拋棄他們所導致的前景的苦悶。而不是對帝國本身的苦悶。
帝國確實有問題,但這種問題並不足以撕裂帝國,相反這些問題在某些地區隨著工業化的進步而加劇,在另一些地方則隨著工業化而得以緩解。帝國只有一個“痼疾”,就是奧匈協約。
奧匈協約給了匈牙利人自由統治“外萊塔尼亞”的權利,換而言之只佔帝中國人口19%的馬紮兒人現在可以自由支配帝國40%的領土,而且在外交軍事關稅問題上掌握了50%的發言權。而且糟糕的是這些馬紮兒自由主義者同時還是民族沙文主義著。他們公然的歧視壓迫他們統治的領土上的少數民族。
匈牙利人粗暴的馬扎爾化、對外萊塔尼亞少數民族的壓迫是奧匈帝國臣民大批逃離和與巴爾幹斯拉夫民族矛盾尖銳的原因。原本帝國境內的南斯拉夫諸民族並沒有強烈的與外國合併的意圖,相反1848年克羅埃西亞這樣的南斯拉夫民族還是站在皇帝一邊的,但是當奧匈協約把他們全部拋棄給粗暴的匈牙利政府的時候,他們才意識到自己被皇帝拋棄了,開始要麼逃走要麼開始向鄰近的異國伸出手,帝國被匈牙利人粗暴的民族主義政策弄的四分五裂。
克羅埃西亞人在1848年捍衛了哈布斯堡王朝,但現在它們卻成了萊塔河那邊,或者說聖斯蒂芬王冠領土上的人。克羅埃西亞人、斯洛維尼亞人、羅馬尼亞人,現在遭到了馬紮兒人的壓迫,要麼獨立要麼跟自己的斯拉夫兄弟國家合併別無選擇。其實也不是完全別無選擇還有一條路就是去美國,19世紀後期越來越多的奧匈帝國斯拉夫人移居美國,他們是最早逃離哈布斯堡國家的人,但他們不是出於對帝國的仇恨,而是出於對奧匈協約,以及奧匈協約賦與匈牙利人的壓迫地位導致的苦難不得不離開哈布斯堡國家的。
現在我們回到題主的問題,怎麼避免帝國的滅亡。我認為其實就是什麼都不做維持現狀,讓國家在工業化的道路上繼續前進。犧牲那些因為塞爾維亞崛起而損失的貿易,比如那些輸往奧斯曼帝國的小紅帽生意。或者乾脆對塞爾維亞妥協,不對塞爾維亞人養的豬徵收高額關稅。然後讓時間給帝國新的機會。
民族主義這場十九世紀颶風,帶給人類二十世紀的沉重災難,但是民族主義只是一個幻想,一個群體認同感的幻想,這些幻想只在赤貧的下層階級身上才能壓倒一切,就像我一開始說的,在上層、有產者和中產階級身上,民族情緒只是一哭二鬧三上吊的工具,而不是一種真誠的決心,相反當帝國真的即將瓦解的時候,捷克人反而是反對的,因為它們的工業品將失去廣闊的中歐市場和亞得里亞出海口。
普遍的社會進步和工業化,會壯大中產階級的規模,讓現實的利益判斷壓倒虛無的民族情緒。同時開明的專制統治,當然這種專制統治指的是奧匈帝國末期弗朗茨-約瑟夫皇帝採取的那種,在帝國議會吵成一團一事無成的情況下,通過皇帝敕令統治的方式。可以增進民族之間的和解。
還是以我們衣冠楚楚的佛洛依德為例,他和大部分知識分子、自由主義者一樣對皇帝是不以為然的。維也納自由主義者選擇瓦格納劇院的設計師森帕爾為國家美術史博物館的設計師的時候,很多人都忘記了森帕爾除了是瓦格納的好哥們,御用設計師之外也是瓦格納的革命小夥伴,設計街壘的森帕爾。
佛洛依德和這些人是一個階層,他對皇帝也是沒有什麼好感的,但是當皇帝以皇帝敕令的形式拒絕任命維也納人民選舉出來的排猶分子卡爾魯格,擔任維也納市長的時候,佛洛依德少有的對皇帝採取了讚許的態度。
剋制、曖昧、堅定的捍衛自由主義的靠皇帝敕令推行的保守政治,以及社會的工業化,如果能夠爭取到足夠久的和平,就能沖淡十九世紀的民族主義臭氣。保衛一個優雅、開明、有教養的中歐大君主國。
好吧有人談到奧匈帝國的地緣政治,並表示帝國的瓦解是不可避免的。我也覺得我主要談了帝國的問題沒有很多人認為的那麼大。那麼我就來談談為什麼帝國其實還能生活下去。
奧匈帝國是怎麼滅亡的,這個問題我覺得很清楚,奧匈帝國是因為第一次世界大戰的失敗而滅亡的。當帝國這艘巨輪即將沉沒的時候帝國的各民族迫不及待的逃離它,卡爾皇帝被迫放棄了帝國流亡國外,斯蒂芬茨威格滿懷憂傷的描述了他目睹皇帝的火車離開奧地利的情景。
奧匈帝國被一副它無法承擔的重擔壓垮了,這就是1914年以來的漫長的沒有希望的戰爭,但是這幅重擔同樣也壓垮了德意志帝國,在這個問題上德意志帝國作為一個畸形的民族國家,並沒有表現出比奧匈帝國更多的優越性。奧匈帝國在1918年崩潰了,卡爾皇帝離開了他的帝國,但是霍亨索倫王朝也在1918年崩潰了,威廉皇帝也離開了他的帝國。沙皇俄國這個蒸汽壓路機,據某人說可以無條件吊打奧匈帝國的龐然大物它的帝制崩潰的更早,1917年它的帝國就滅亡了。
第一次世界大戰超過了參戰的三大君主國的承受能力,壓垮了俄國、德國和奧匈帝國,在這個問題上無論奧匈帝國採取什麼樣的制度,在民族方面採取何等瘋狂的民族主義手段,它都依然撐不過第一次世界大戰。歷史的必然性就體現在這裡。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戰本身是否必然爆發呢?或者說第一次世界大戰是否必然在1914年爆發呢?我的觀點是不,這是歷史的偶然性。奧匈帝國的工業化的黃金時代是1880和1890年代,隨著這個“鍍金時代”的來臨,帝國前所未有的興旺發達,但是城市無產階級也隨之興起。
帝國自由派保持著1848年那一代追求自由、解放和統一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的一切優點和缺點,他們寄希望於民主化改革,說的再直接一點,那就是繳納直接稅10克朗以下的那部分選民隨著選舉制度改革,普選權的進步,能夠為他們的事業提供新的動力。但是當這部分選民真的出現的時候,他們被他們期待的人民震驚了。
這些世紀之交的選民,對1848年的理想已經失去興趣了,這些人就是近代意義上的城市無產階級,奧匈帝國的種種潮流都跟這個新興階級分不開。在德意志帝國俾斯麥同樣遇到了這些人,1880年代的俾斯麥震驚的發現他寄予希望的民族黨根本不可能構成一個支撐政府運作的議會多數黨。相反在他不斷與之鬥爭的敵人“天主教會”之外,一個新的更強大的敵人浮出水面,那就是社會民主黨。
這個恩格斯如同聖誕老人一般俯瞰著的黨,一躍而起和天主教中央黨一起成為帝國的對抗者,俾斯麥為此甚至考慮發動政變,廢除他自己提出的普選制度。1890年他被趕下臺之後,經過短暫的卡普里維的任期之後,新的帝國宰相另一位1848年德意志自由民族主義者霍恩洛厄-席林斯菲爾斯特在報告裡寫到,帝國不可能依靠原本依靠的民族黨來形成有效的多數,也不可能廢除普選權,那就必須從帝國的兩個反對者中找到一個合作者,而社會民主黨是不可能考慮的,所以只可能選擇天主教中央黨。
工業化讓無產階級登上歷史舞臺,在奧匈帝國境內,各民族的激進派的力量就來自於這些人,而日耳曼人裡的民族激進派追隨“玫瑰騎士”馮舍內雷爾,舍內雷爾從各方面都可以看作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先河,包括他的追隨者用來稱呼他的頭銜“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就是舍內雷爾這條藤上結出來的另一個毒瓜。而相信天主教的民族主義者追隨卡爾魯格,就是我們之前談到人民選舉他為維也納市長,但是弗朗茨約瑟夫皇帝拒絕批准的那個人。
在20世紀即將到來的時候,奧地利天主教會、大貴族、試圖面對這個災難性的新時代。當柯尼希施格雷茨戰役奧地利戰敗的訊息傳到羅馬的時候,教皇的祕書長驚呼“這是世界末日”,在世界末日之後幾十年,奧地利的天主教會終於決定行動起來面對一個已經天翻地覆的世界。在列支敦斯登大公的支援下,天主教社會黨成立了。而這個平民出身的煽動家卡爾魯格就是天主教社會黨的領袖。
急劇的工業化和城市化,讓奧匈帝國的社會面貌和城市面貌一樣在1880、1890年代天翻地覆,城市急劇擴張,1880年代維也納大興土木,但是人口僅僅上升15%。而當奧托-瓦格納提出他的新城市規劃的時候,繪圖板上的維也納已經不再是環城大道上之內的優雅時髦城市了。相反它是以八條城市鐵路為基幹的廣闊的、多中心的現代化城市。隨之而來的就是農民進入城市,對未來懷抱著某種期待的農民,來到帝國的大城市,找工作找機會冒險,但卻沒有技術沒有財產,絕大多數也沒有才能,比如後來君臨維也納的阿道夫希特勒就是其中之一。
這些年貧困焦慮沒有保障,需要安全感,帝國的種種矛盾說到底源動力,就是米塞斯輕蔑的稱之為“住膳宿公寓”的人這些人。他們的種種結合產生了民族主義、排猶運動、社會主義。而所有這些矛盾因為帝國的多民族國家性質而變得五光十色。這正常麼?乍看起來當然不正常,但是真的足以致命麼?我一開始就說了其實並不致命。
奧匈帝國要做的就是平靜的駛過這湍急的工業化導致的社會的峽口。之後當階級重新凝結,階層再次分化的時候,很多問題就可以得到理性的解決。波西米亞問題實際上並不持久,因為不會說捷克語的日耳曼知識分子和猶太知識分子當中年輕人可以學捷克語或者再就業,老的可以用帝國的補貼提前退休來解決。波西米亞問題真的水火不容麼?1914年固然捷克士兵奉命開拔的時候齊唱塞爾維亞國歌,但是當帝國真的即將瓦解的時候,波西米亞代表即使在協約國已經承認捷克民族國家的情況下依然謀求帝國的存在,因為他們知道一個獨立的中歐的捷克國家並不是捷克人民的最好選擇。
奧匈帝國的失敗是因為世界大戰,而世界大戰的爆發,跟弗朗茨費迪南大公所推進的巴爾幹霸權主義政策是分不開的。跟他的遇刺這一偶然事件更是分不開的。奧匈帝國的希望在於維持歐洲的和平,度過它社會最脆弱最不穩定的階段。但是遺憾的是它在這個時期遇到了世界大戰。從而釀成了20世紀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