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來回答:

其實，明朝時臺諫官的影響和作用還很強大，甚至可以左右朝廷的政策——這也就是有明一代為什麼會出現那麼多文官死諫、皇帝廷杖事件的原因了，甚至明朝中後期的嘉靖萬曆怠政、黨爭明末等等影響了明朝發展歷史的重大事件，也和明朝言官空前力量的強大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絡。

但到了清朝，一方面是因為封建末世君主專制制度發展到了頂峰，一方面是因為滿清朝廷是少數民族統治，必須提防占人口絕對多數的漢人的反對和不滿，所以，肯定容不得朝堂上有什麼不同意見，哪怕是善意的批評。再有，清朝嚴酷野蠻的文化禁錮，文字獄的長期高壓，也對傳統的諫議制度的逐步消失起到了加速作用：動輒得罪，誰還敢提著腦袋去向皇上提意見。

中國歷史上的諫議制度是一種民主制度。如果有人要說，中國的整個封建時代就是皇帝一人的專制時代，我不同意。其實在封建時代的早期和中期，皇帝雖然貴為天子，也不能為所欲為，還是有大臣時不時地向他進諫規勸的。這就是歷史上的言官制度。不過，到了封建時代的後期，元明清時期，君主專制制度越來越強化，皇權日益突出，言官被壓制，諫議制度就衰落了。但與此同時，封建專制王朝也走向了末路。

古代的言官主要包括諫官和御史，合稱“臺諫”。他們的責任是批評和監督政府，批評君主和百官的過失，甚至能對皇帝的詔令進行稽核。在先秦時期，沒有專職的諫官，史官就擔任了進諫君主的責任，因為史官大筆一揮，把君主的“醜行”載入史冊的話，君主就要慌了，怕名聲不好啊。

到秦漢時期，御史大夫位列三公（其他兩位是管政務的丞相和管軍事的太尉），是最高監察官。如果碰到比較強勢的御史大夫，權力甚至超過丞相。比如漢武帝時，有名的酷吏張湯任御史大夫時，“丞相取充位，天下事皆決於湯”（《漢書·張湯傳》）。

隋唐實行的是三省六部制，皇帝的詔令由中書省起草，然後到門下省稽核，最後由尚書省執行。而左諫議大夫、左拾遺、左補闕、左散騎常侍這些諫官都屬於門下省，而右諫議大夫、右拾遺、右補闕、右散騎常侍隸屬於中書省，以保證皇帝決策儘可能聽到多方面的意見。唐太宗時期的名相魏徵就曾擔任過門下省的左諫議大夫，和太宗李世民之間的君臣關係堪稱明君忠臣的典範。

到了宋代成立了獨立的諫議機構即諫院，諫官們不僅可以向君主進諫匡正時弊，還增加了彈劾百官的權力。宋太祖遺詔中有“不殺士大夫及上書言事者”的話，因此宋代的諫官更加敢於向皇帝進諫。著名的包拯在宋仁宗時期就擔任過諫官，有一次，宋仁宗最寵愛的張貴妃向皇帝提出，要給她伯父張堯佐封大官，宋仁宗一口答應，可包拯和其他幾位大臣竭力反對，認為張堯佐才德均不堪任，吵得唾沫星兒都濺到宋仁宗臉上，皇帝用袖子擦了擦，只好妥協了。

包拯

元明清時期，皇權專制進一步加強，臣下的地位低下，淪為皇帝的奴才，在朝堂和皇帝議事都得跪著，哪敢指摘皇帝的不是？特別在元明時期，皇帝稍不如意就對大臣實施“廷杖”，置士大夫的臉面於不顧。這時期就取消了向皇帝提意見的諫官，只有監察百官的御史和科道。明代設有六科給事中和十三道御史，六科給事中負責監察六部，十三道御史負責監察地方十三省。到了清代，六科並進了都察院，科道成為一體。

沒有了專職諫官的約束，皇帝的權力就大得無邊了，碰見個好皇帝，國家和老百姓還有救，如果遇到了昏庸的主，這王朝的末日也就不遠了。比如，明朝就沒幾個好皇帝，有的愛遊樂（正德），有的愛修道（嘉靖）、有的四十多年不上朝（萬曆）、有的愛做木工（天啟），無所顧忌，因此明朝也就成為中國帝制時代最黑暗的一段時期。說實在話，對於它的覆亡，我一點都不覺得可惜。

歷史諫議制度沒有消亡，只是隨著皇權制度集權發展，對皇帝諫言和監督，變成對官僚監督，而到清朝時期諫議制度已經名存實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