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及其所選擇的生活道路，就本人所知，自古及今，都是稱譽有加、眾口一詞，沒有看到過某人某篇文字中，有非議的言論。

對其棄官而去，歸去來兮，躬耕南畝，詩酒自娛的生活，有不同看法者，大約是當今的一些青年朋友。且尚未見專文專著予以論述，只能是言人人殊，見解不同而已。

在我看來，出現不同看法，是對陶淵明所生活的時代及對其人其事不甚瞭解的緣故。

東漢末年至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極端黑暗。就某些方面和區域性而言，更有甚於“春秋無義戰”的春秋戰國時代。

那個時期，不僅有漢民族的內鬥，戰爭頻仍。更可怕的是由於漢民族統治集團內部的腐敗，引起的外部入侵。北方異族政權頻繁更迭，造成了歷史上罕見的殘酷現象。“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王粲《七哀詩三首》其一），到處是野蠻的屠殺。

在當時，出現了一些駭人聽聞的殘酷人物，發生了一些令人髮指的歷史事件，讀書人死於刀下的比比皆是。如曹魏時期“建安七子”中的孔融，還有楊修、丁儀等。死於晉時最有名的人物就有嵇康、張華、陸雲、陸機、潘岳等。

讀書人要保全性命，在當時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一種人生的策略。稍有不慎，就會人頭落地。於是許多人開始學佛、談玄，“建安七子”和“竹林七賢”的出現，不是偶然的。

陶淵明生於東晉廢帝太和四年（369），卒於劉宋文帝元嘉四年（427）。故里在尋陽柴桑（今江西九江）。其曾祖父陶侃，為東晉重臣，曾任侍中、太尉，都督八州諸軍事、荊江二州刺史，封長沙郡公，進贈大司馬，卒諡桓。祖父陶茂為武昌太守，父親也曾出仕。大概到淵明父輩時，家道衰落，每下愈況。

淵明少年時代，“遊好在六經”，深受儒家思想薰陶，孕育出“猛志逸四海，騫翮思遠翥”（《飲酒》其十六）的遠大抱負。

同時，他又受魏晉玄學崇尚自然的哲學思想及隱逸之風的影響，自稱“少無世俗韻，性本愛丘山”（《歸園田居》其一）。

這些思想基礎，影響了陶淵明的一生，對他的人格、個性以及生活方式和詩文風格的形成，均有很大關係。

陶淵明於二十八歲時，初任江州祭酒，以後又歷任桓玄幕僚、劉裕鎮軍參軍、劉敬宣建威參軍，最後為彭澤令。在彭澤令上僅八十餘天，即賦《歸去來兮辭》掛冠歸隱田園。

前後十三年，數次仕隱，長則幾年，短則數月。其忽仕忽隱的原因，大致有三點：

一是家貧，出仕為生活所迫。二是與當時的政治局面有關。淵明也有“猛志逸四海”的抱負和濟時救世的夙願。三是個性與社會的衝突。當官太難了，“要做老爺，先當孫子”。活得越本色，曲意奉承越艱難。他看透了官場，也看透了自已。況且現實又充滿血雨腥風，“田園將蕪胡不歸”！

陶淵明選擇了不入“夥”，不扎堆，他沒有和任何一群知識分子朋友長期待在一起。他在自保的過程中，大多采取自我安慰的方法。他不談玄，不入佛，不佯狂，不頹廢，不食散，不鬧怪，尤其是不入“夥”，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實在是最明智的選擇。

他歸隱田園，開荒種地，飲酒作詩，使他贏得了喘息的空間，有了表達自己的機會。

他在獨往獨來的狀態中活了下來，還留下了一百多篇字字珠璣的優秀詩文。

他在逃離中完成了自己，有尊嚴地活著，成了魏晉之際一個活生生的標本！

他是蘇東坡最為崇拜的人，提到他，東坡永遠是學生的口吻：“淵明吾師”，“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

他的每一首詩，東坡在晚年的貶謫生活中都唱和了，並要弟弟蘇轍給這些詩寫一篇序言。他對蘇轍說：“然吾與淵明，豈獨好其詩也哉！如其人，實有感焉。”

蘇東坡覺得自己與陶淵明的為人也頗為相似。東坡先生評價他說：“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飢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延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

中國歷史上有過無數隱士，但像陶淵明這樣長期躬耕，堅持己志而終老者，絕無僅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