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樣也是跟著楚國大流走，至於稱霸你也知道春秋五霸兩種說法，只有楚莊王、晉文公、齊桓公在兩種都有，甚至秦穆公夜不太可信，吳王闔閭和越王勾踐都只是興盛一時，而且還是地方性霸主，短期內強盛，趁老牌大國低谷之時牛逼了一下。後來沒有有作為的君主就露底了，不像那幾個靠著家大業大，不是很怕事。

春秋最後的霸業是勾踐創造的，但越國的霸權只是曇花一現。

平心而論，越國只是僻處東南的小國，地小人稀，文明落後，難成氣候，越國的奇蹟只是因為有勾踐這樣的曠世英雄。滅吳之役，使越國迅速取代吳國而成為軍事力量最強的國家，勾踐不失時宜地會齊、晉諸侯于徐州，並致貢於周，開始將東南夷國的影響力滲透到中原大地。

全然落魄的周元王封勾踐為伯，這意味著周王室承認越為諸侯之長，只是這種任命象徵性的意義大於實際意義。但是勾踐慷慨的施捨仍然贏得了諸侯們的尊重，他以淮上之地與楚，歸還吳國所侵佔的宋國土地，將泗水以東六百里之地劃給魯國。這樣大手筆的贈送，鞏固了越國在江淮東部的霸權地位。

可是自滅吳之役後，越國衰落的徵兆初顯。首先是第一謀士范蠡悄然離去，他輔佐勾踐二十餘年，功勞赫赫。這個明智的人深知“兔死狗烹，鳥盡弓藏”的至理，越王復仇心願以遂，稱霸之業已成，功成名就之後，能共苦的人未必能共樂。盛名之下，難以久居，他急流勇退，雲遊四方，最後落腳於齊國陶地，開始他人生第二次創業。精於政治謀略的他，在經商上亦有超人的天份，竟然在商場上所向披靡，富甲一方，號為“陶朱公”。

可是另一名大功臣文種則下場悲慘，他的好友范蠡曾寫信給他，提醒越王“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安樂”。文種卻自恃功勞甚大，不願象范蠡灑脫而去。果然如范蠡所料，勾踐的猜忌心日甚一日，當年文種為滅吳提出九策，而勾踐僅用其三策便大功告成，他不能不提防著文種以同樣的手段來對付自己。勾踐的一席話暗藏殺機：“當年你的九策，僅用三策就破強吳，還有六策尚在，希望你到九泉之下，用這些計策對付吳國的祖先。”並賜送一柄屬盧之劍，文種明白越王欲置己於死地，最終只得以伏劍而死的方式，來結束自己生命。

越國的人才與勾踐的意志，是這個東南小國得以威懾天下的原因所在。當這兩大元素不復存在時，越國走向衰弱似乎是必然的趨勢。公元前465年，一代豪傑勾踐與世長辭，我們不能奢望他的繼承者有著他因坎坷而磨礪出的堅強品質，能小心翼翼地維持國祚已屬幸運。

越國自越王勾踐滅吳稱霸後曇花一現，王位傳了六世，到越王無彊時，越國的實力有所擴張。公元前334年，自視甚高的越王無彊率領越國軍隊傾巢而出，進攻楚國。然而在楚軍的猛烈還擊下，越國兵團潰敗，越王無彊在這次伐楚戰役中戰敗身亡。楚威王得理不饒人，在擊潰越軍後，他並不滿足，乘勝追擊，攻入越國，佔領吳地及浙江。經此一役，越國一蹶不振。越王無彊死後，他的兒子爭立，各據一方，有的稱王，有的稱君，越國只剩下沿海一小塊地盤，最後不得不向楚國稱臣，淪為楚的附庸。

越國是春秋時期最後一個霸主。也是戰國初期四大強國之一。卻被楚國滅國。更沒有成為戰國七雄之一。為何？

其原因有三：

一、越國被視為蠻夷。被中原諸侯歧視。國君、卿大夫、士農工商各個階層，都歧視吳越蠻夷。此外，儒家學派的孟子也稱南方人是鳥人。即便是兼愛天下的墨子，也歧視越國。

被地域歧視的越國，很難吸引人才。

二、越王勾踐屠殺功臣。兔死狗烹以後，更沒有人才去越國。

三、春秋末期，吳越兩國之所以吊打諸侯。不是因為國力、軍力比晉國、楚國強。而是因為中原諸侯在戰爭中恪守軍禮思想：不擒二毛，退避三舍，不鼓不成列等等。而吳越蠻夷不守軍禮。

到了戰國時期，孫子兵法兵不厭詐的思想代替軍禮思想後，越國在軍事上優勢也蕩然無存。

在這三個原因的共同作用之下，越國必然無法成為戰國七雄，必然被早早滅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