嚴復著力追求譯文之美，刻意講究“立名”之雅，是有著良苦用心的。當時，梁啟超也對嚴譯文體提出質疑，說嚴譯“太務淵雅，刻意模仿先秦文體，非多讀古書之人，一翻殆難索解。”並且說：“歐、美、日本諸國文體之變化，常與其文明程度成正比例……況此等學理邃賾之書，非以流暢銳達之筆行之，安能使學童受其益乎？著譯之業，將以播文明思想於國民也，非為藏山不朽之名譽也。”翻譯西文，既然意在啟蒙，就應該使譯文能為儘可能多的人閱讀，這樣，就應該努力追求譯文的通俗、流暢，易於領會，而不是像嚴復那樣做得恰恰相反。面對這種詰難，嚴復的回答是：“不佞之所以事者，學理邃賾之書也，非以餉學童而望其受益也，吾譯正以待中國多讀古書之人。”原來，嚴復根本就沒有把學童一類淺學之人當作自己的讀者，他的譯文是給那些飽學計程車大夫讀的。嚴復認為，改造那些飽讀古書而往往又頑固守舊者的思想，是最關鍵的事。這批人的思想改造過來了，整個社會的風氣也就會發生變化。而中國的讀書人都很講究文筆之美，嚴復要讓他們讀自己的書，首先就必須以一種美文來征服他們，對於那種本厭惡、排斥西學的人，則是給他們送上一枚糖衣炮彈。

嚴譯術語雖然敗給了日本人的譯語，但並不意味著嚴譯在整體上是失敗的，也不能說嚴復對譯文之美的追求是沒有道理的。今年，是嚴譯《天演論》出版100週年。100年前，當《大演論》問世時，在知識界引發了一場地震。人們奔走相告，爭相誦讀。許多人將其當作枕邊書，一讀再讀，愛不釋手。這首先也是與嚴復譯筆的優美分不開的。人們爭讀嚴復譯作，半是尋求新知，半是品味美文，甚至一些抵制西學的守舊者，也禁不住將嚴譯當作美文來欣賞。由於中國的情形與日本不同，嚴復對譯文與日本學人有不同的追求，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把1898年梁啟超翻譯日本小說《佳人之奇遇》當作日語“外來語”輸入中國的開端，那到今天，也正好是100週年。這無論如何也是一件值得紀念的事。

每當我想到我們用以思考、演說、寫作的概念中，有70％是日本人所營造時，我就尋思起這樣的問題：這一事實100年來對華人的思維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換句話說，假設當初沒有日本這樣一個近鄰，那也許在很長時期內，人們只能使用嚴譯概念，而透過嚴譯概念來理解西方思想和思考中國問題，與透過日譯概念是否有差異？即便沒有日譯概念的輸入，嚴譯也許仍會被淘汰，會有人重新為那些西文概念物色更合適的譯語，但這與我們今天使用的日本譯語肯定絕大多數都會不同，而如果是這樣，這100年來華人思考和談論問題的方式是否也會不同？最終，這100年來中國的歷史程序是否會與已有的完全一 具體地說，當“政治”。“經濟”、“文化”、“革命”、“階級”、“社會主義”、“資本主義”這些概念換一種方式出現在我們眼前，我們對這些問題的感受、理解，是否會隨著變化？

可以說，日語“外來語”的大量湧入，對100年來華人的思維，對100年來的中國文化，對100年來中國的歷史程序，肯定產生了影響。但用現代漢語在整體上思考這種影響，卻又很困難。 因為本思考日語“外來語”的影響時，必須運用日語“外來語”，這便像是一條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這應該是擺在西方漢學家面前的一個極好的課題。

最後我想說：由於我們使用的西方概念，基本上是日本人替我們翻譯的，在中國與西方之間，也就永遠地隔著一個日本。

不知這說法，是否能成立？

嚴復先生是近代極具影響力的資產階級啟蒙思想家，著名的翻譯家和教育家，也是新法家代表人物，他提出的“信、達、雅”翻譯標準，對後世的翻譯工作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是嚴復先生是用先秦文體來翻譯的，在用漢語為西文術語“立名”時，就不能只考慮準確，還要兼顧文氣，要儘可能古雅，這就使嚴復先生的工作比日本學人要艱難得多。

嚴復先生用古典的單字譯出的西文術語不能完全傳達原意，不易讓人把握，所以他的詞彙也不能完全替代外來詞彙

代替我覺得有點強迫，其實兩者可以並存，文化就是在摩擦中進步的，既然各有所長，那就取長補短，這樣何嘗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