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仁愛精神歷久彌新
仁愛精神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特色，具有超越時空的魅力和價值。儒家仁愛精神內涵深邃，核心可以歸結為孝悌與博愛。
《論語》載，有若說：“孝弟（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即以孝親敬長為仁的本始。孔子對此是肯定的，故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這也是強調孝悌對於仁義的基礎作用。
孔子說的“泛愛”，實際上就是“博愛”。《論語》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此“愛人”就是泛愛所有的人，亦即“愛類”。孟子說：“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又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裡的“愛人”與“仁民”同義，也就是“達之天下”、普遍愛人的意思。所謂“親親而仁民”，是講由孝悌以至博愛；所謂“仁民而愛物”，是講仁者愛人，亦可兼及“泛愛萬物”。
先秦儒家的仁愛精神被秦後儒家所繼承。如漢儒董仲舒說：“仁之法在愛人……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仁者，愛人之名也……故王者愛及四夷……”唐儒韓愈說：“博愛之謂仁”。宋代的理學家對仁有“愛之理，心之德”之說。近代康有為說：“仁者無不愛，而愛同類之人為先。”相關例證，不勝列舉。
儒家的仁愛精神以孝悌為仁之本始，近代以來遭受兩方面的詬病：從社會進化來說，認為它是宗法社會的產物；從中西文化比較來講，認為它有違古希臘的道德源自“至善”理念和基督教的道德源於“恭愛上帝”。實際上，重視家庭關係不僅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特點，而且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常道”。西方文化中關於道德的起源也有休謨、亞當·斯密等人的“同情心”之說，與儒家的“親親”之情或“惻隱之心”說較為接近。
人一生下來就成長在父母的關愛中，體驗到人與人之間真摯而溫暖的“親親”之情，儒家的仁愛精神就是以此為道德的本始。但儒家文化同時認為，僅僅停留於“親親”之情是不夠的，必須對之進行擴充。如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推恩”也就是推己及人的擴充，即孔子所說“吾道一以貫之”的行仁之方，即“忠恕”之道。
上世紀90年代，世界各大宗教的代表人士曾聚會倡導建構“全球倫理”，並在其《宣言》中說：“數千年以來，人類的許多宗教和倫理傳統都具有並一直維繫著這樣一條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或者換用肯定的措詞，即你希望人怎樣對待你，你也要怎樣待人。這應當在所有的生活領域中成為不可取消的無條件的原則，不論是對家庭、社團、種族、國家和宗教，都是如此。”由此可見，儒家以“親親”之情為道德的本始，以“忠恕”之道為“一以貫之”的行仁之方，具有人類道德的普遍意義。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曾以“差序格局”來描述中國傳統社會的倫理結構，認為此結構中最大的毛病是“私”。這指出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弊病。但中國傳統社會也確有梁漱溟所說的“倫理本位，互以對方為重”的優點。中國傳統的“差序格局”之所以有陷於“私”的弊病，並非“仁”的本義如此，而是由於存在“分殊之蔽”的歷史侷限或認識侷限所造成的。在現代社會，把孝悌與博愛、個人與社會、情感與理性、道德與法治有機結合起來，需要對儒家的仁愛精神作出創造性詮釋和創新性發展。
費孝通在論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時指出，中華民族由“多元”而形成“一體”，“高層次的認同並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層次的認同，不同層次可以並行不悖，甚至在不同層次的認同基礎上可以各自發展原有的特點，形成多語言、多文化的整體”。用這種認識來評價儒家的仁愛精神，可以說儒家道德是從孝悌擴充到博愛，但博愛並不否認孝悌是仁之本始；儒家的“愛類”思想是世界主義的，但這種世界主義並不能取代我們對民族文化的高度認同；儒家的“仁民愛物”思想具有生態環保意義，但並不與“愛同類之人為先”相矛盾。這種多層次認同而並行不悖的思想，應是儒家文化對於中華民族乃至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貢獻。
儒家仁愛精神歷久彌新
仁愛精神是儒家文化的重要特色，具有超越時空的魅力和價值。儒家仁愛精神內涵深邃，核心可以歸結為孝悌與博愛。
《論語》載，有若說：“孝弟（悌）也者，其為仁之本與！”即以孝親敬長為仁的本始。孔子對此是肯定的，故說：“弟子入則孝，出則弟（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孟子說：“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親親，仁也；敬長，義也。無他，達之天下也。”這也是強調孝悌對於仁義的基礎作用。
孔子說的“泛愛”，實際上就是“博愛”。《論語》載：“樊遲問仁，子曰：‘愛人。’”此“愛人”就是泛愛所有的人，亦即“愛類”。孟子說：“仁者愛人，有禮者敬人。”又說：“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這裡的“愛人”與“仁民”同義，也就是“達之天下”、普遍愛人的意思。所謂“親親而仁民”，是講由孝悌以至博愛；所謂“仁民而愛物”，是講仁者愛人，亦可兼及“泛愛萬物”。
先秦儒家的仁愛精神被秦後儒家所繼承。如漢儒董仲舒說：“仁之法在愛人……質於愛民以下，至於鳥獸昆蟲莫不愛……仁者，愛人之名也……故王者愛及四夷……”唐儒韓愈說：“博愛之謂仁”。宋代的理學家對仁有“愛之理，心之德”之說。近代康有為說：“仁者無不愛，而愛同類之人為先。”相關例證，不勝列舉。
儒家的仁愛精神以孝悌為仁之本始，近代以來遭受兩方面的詬病：從社會進化來說，認為它是宗法社會的產物；從中西文化比較來講，認為它有違古希臘的道德源自“至善”理念和基督教的道德源於“恭愛上帝”。實際上，重視家庭關係不僅是中國傳統社會的特點，而且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常道”。西方文化中關於道德的起源也有休謨、亞當·斯密等人的“同情心”之說，與儒家的“親親”之情或“惻隱之心”說較為接近。
人一生下來就成長在父母的關愛中，體驗到人與人之間真摯而溫暖的“親親”之情，儒家的仁愛精神就是以此為道德的本始。但儒家文化同時認為，僅僅停留於“親親”之情是不夠的，必須對之進行擴充。如孟子說：“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故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推恩”也就是推己及人的擴充，即孔子所說“吾道一以貫之”的行仁之方，即“忠恕”之道。
上世紀90年代，世界各大宗教的代表人士曾聚會倡導建構“全球倫理”，並在其《宣言》中說：“數千年以來，人類的許多宗教和倫理傳統都具有並一直維繫著這樣一條原則：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或者換用肯定的措詞，即你希望人怎樣對待你，你也要怎樣待人。這應當在所有的生活領域中成為不可取消的無條件的原則，不論是對家庭、社團、種族、國家和宗教，都是如此。”由此可見，儒家以“親親”之情為道德的本始，以“忠恕”之道為“一以貫之”的行仁之方，具有人類道德的普遍意義。
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曾以“差序格局”來描述中國傳統社會的倫理結構，認為此結構中最大的毛病是“私”。這指出了中國傳統社會的一個弊病。但中國傳統社會也確有梁漱溟所說的“倫理本位，互以對方為重”的優點。中國傳統的“差序格局”之所以有陷於“私”的弊病，並非“仁”的本義如此，而是由於存在“分殊之蔽”的歷史侷限或認識侷限所造成的。在現代社會，把孝悌與博愛、個人與社會、情感與理性、道德與法治有機結合起來，需要對儒家的仁愛精神作出創造性詮釋和創新性發展。
費孝通在論述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時指出，中華民族由“多元”而形成“一體”，“高層次的認同並不一定取代或排斥低層次的認同，不同層次可以並行不悖，甚至在不同層次的認同基礎上可以各自發展原有的特點，形成多語言、多文化的整體”。用這種認識來評價儒家的仁愛精神，可以說儒家道德是從孝悌擴充到博愛，但博愛並不否認孝悌是仁之本始；儒家的“愛類”思想是世界主義的，但這種世界主義並不能取代我們對民族文化的高度認同；儒家的“仁民愛物”思想具有生態環保意義，但並不與“愛同類之人為先”相矛盾。這種多層次認同而並行不悖的思想，應是儒家文化對於中華民族乃至人類文明的一個重要貢獻。